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泉州、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

东海丝路

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

南海丝路

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取代徐闻、合浦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依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多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一、先秦南和越国时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二、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乃以往输入品中所未见。

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也由此显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26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有史料可稽，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

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易的发展，致使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南朝各政权的财政依赖。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誉，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流汇聚，造就了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戏、南音、南少林为代表的辉耀古今的文化遗产和大量世人罕见的中外历史文化瑰宝。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开元寺、老君岩、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等中世纪世界几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阳桥、安平桥、崇武古城等传统建筑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等见证着宋元时期泉州与外国商人友好交往的遗址，还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墓、著名的民间信仰宗庙天后宫、德化屈斗宫古窑址等1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7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多处。到处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古朴幽雅，中世纪宫廷音乐“活化石”南音，被海外游子视为最亲切的乡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鲤城木偶头、安溪乌龙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产，闻名遐迩，是馈赠亲朋挚友的上乘礼品，远销海内外。

泉州是我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华人达600多万人，港澳同胞68万多人；在台湾汉族同胞中，有44．8％约900多万人祖籍泉州。长期以来，泉州的广大海外乡亲和台胞爱国乡，为我市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中初次提及，这个概念如今已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到唐宋时期最为鼎盛，具体路线是：由广东、福建沿海港口出发，经中国南海、波斯湾、红海，将中国生产的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物产运往欧洲和亚非其他国家，而欧洲商人则通过此路将毛织品、象牙等带到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兴盛一时。元朝时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由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又由“海上丝路”返回本国的，他的游记里记载了沿途南洋和印度洋海上的许多“香料之岛”。

由于时代的变迁，海上丝绸之路自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后就走到了尽头，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个又一个谜团。一些研究学者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使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贯通，也是证明历史上存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据之一。

为期两天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2009年4月10日、11日在无锡举行。来自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界的150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相聚无锡，参加了这一年一度的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峰会，共同研讨“文化线路”遗产这一国际新型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这三条“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成为本届论坛的核心内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五省的泉州、广州、宁波、扬州、蓬莱五城市初步被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无锡论坛由国家文物局主办。

无锡论坛举办期间，国家文物局召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五省文物局和泉州、宁波、广州、扬州、蓬莱五市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机构，就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事宜进行协调和座谈，五城市初步被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

广州、泉州等南方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较多，也有部分实物为证。

扬州提出的理由是唐及以后，扬州在海上丝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扬州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城市和著名港口，它在海上丝路沿线各节点城市中影响突出，在海上丝路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地位不可替代。蓬莱的理由是他们拥有胶东半岛最早通向海外的航线“登州海道”，由此海道，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就开始了贸易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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