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
简介
中国古代于人众集中的地方或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示众。《释名·释丧服》：“市死曰弃市。市，众所聚，言与众人共弃之也。”《礼记·王制》篇曰：弃市是“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唐孔颖达疏：“殷法谓贵贱皆刑于市，周则有爵者刑于甸师氏也。”《秦简·法律答问》：“士五(伍)甲毋(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又“同母异父相与奸，可(何)论? 弃市。”以后历代皆有此刑，但处决方法不尽相同。古代统治者之所以刑人于市，目的是“杀一儆百”，对人众进行威慑，以期收到“以刑去刑”的效果，减少犯罪，维护统治秩序。
弃市作为对犯罪者的刑罚手段，同其他刑罚手段一样，也是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但它肇端于原始社会，由原始社会的习惯演化而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当氏族公社成员严重违反氏族的利益或给全氏族造成重大损失时，氏族首领往往要召开氏族大会，当众对他进行处罚，或杀死，或放逐于本氏族之外，表示受到全氏族的抛弃，并以此教育本氏族的其他成员。这是“弃市”的最初本义。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遗俗便被奴隶主阶级利用来镇压反抗他们阶级统治的手段。到封建社会，“弃市”成为一种处决死刑犯的法定刑名。但阶级社会作为刑罚手段的“弃市”，与原始氏族大会对其成员违反氏族利益的处决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法律，只是少数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他们利用“弃市”这种方式处决死刑罪犯，除了“杀一儆百”之外，还有一个欺骗性的目的，那就是表示“与众人共弃之”。《孟子·梁惠王》篇记载孟子与齐宣王一段对话，在他们谈到对犯罪者处刑的问题时，孟子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孟子这段话，是根据“弃市”最初的本义而发的。清末进步的法律学家沈家本曾指出，孟子这段话的目的，是表示“不出于一己之私意”。而是“刑人众弃之义，即国人杀之之义。”(《历代刑法考·行刑之制考》)因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法律只是以君主为首的统治者的意志。对犯罪者采用“弃市”，完全表现了专制君主的淫威和对反抗者的凶狠。《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下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弃市”行刑的手段最初用大辟，即斩刑，把犯罪者的头砍掉，此所谓斩首示众。魏晋以后用绞刑，隋唐时期用斩。唐玄宗(公元712～756年在位)时曾发生变化，《唐六典》卷六“凡决大辟罪皆于市”条注云：“古者，决大辟罪皆于市。自今上临御以来，无其刑，但有其文耳。”唐以后，“弃市”行刑或用斩、绞，或用枭首、凌迟。据《明季北略》卷十五记载凌迟郑鄤时的情况：黎明脔割之旨乃下。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内皆藏铁钩利刃。时出刃与钩，以砂石磨利之。郑鄤坐于南牌楼之下，科头跣足。鼎沸之中忽闻宣读圣旨，应剐(gua)三千六百刀，刽子手当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皆股栗。可见，当时在执行凌迟时，在场的人很多，观者无不触目惊心。
“弃市”既然是当众公开执行，一般是先游街示众，然后押赴刑场。为增加威慑作用，最初在案犯所戴的刑具上写上犯人的姓名和罪状，叫做“明梏”。梏，戴在手上的刑具，即用木制的手拷。《周礼·秋官·司寇》“掌囚”条已有记载。“及刑杀，告刑于王，奉而适朝，士加明梏，以适市而刑杀之。”意思是：到了执行死刑的那天，将受刑人的姓名呈告于王，送至朝外，乡士加上写有犯人姓名和罪状的梏，然后带到市上去执行死刑。后来使用更加醒目的标志，叫做“招子”，即把犯人的姓名和罪状写在纸上，贴在木杆或长的木板上，然后插在死囚的背后，公开示众。然而很多罪犯，特别是一些谋反、谋叛之类的政治犯，往往在游街示众或伏诛之前，“言多不顺”，借此机会当众揭发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或其内部的隐私，以及其他不利于统治的言论，鼓动群众。封建统治者也察觉到他们这些言论所造成的危害极大，故采用种种方法加以防范，如“内球于口”(《新唐书》卷一八六《杨宇亮传》)，即往案犯嘴里塞圆珠，使其不能开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