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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①清代法学家薛允升所撰的一部重要法学著作。此书被首倡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大法学家沈家本在改造中国古代法律的过程中广泛参考和引用，对中国法律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后来的法学家称为中国法律的殿后巨著。
“律”外制“例”，虽非清代所创，但是在清代却特别发达，而且流于繁琐，直接影响清代法制的实际运行，因而成为清代立法和司法上的一大问题。据薛氏在《读例存疑》的《自序》中说，撰述本书的目的在于“备朝廷重开修例(大修)之用。”又据前刑部《御鉴奏疏》称：“其书大旨，以条例不外随时酌中因事制宜之义，凡例之彼此牴牾，前后歧异，或应增应减，或畸重畸轻，或分析之未明，或罪名之杂出者，俱一一疏证而会通，博引前人之说，参以持平之论，考厥源流，归期尽一，诚钜制也。”薛允升倾生平之志力撰此书，至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定稿。薛去世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沈家本将此书编纂出版。原书为北京翰茂斋木刻本，共计54卷，装订40册，约140万字。从国内、日本及美国各主要图书馆的收藏目录来看，这是该书刊印流通的主要版本。此外，1994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读例存疑点注》。为横排简体字标点本，加注释。
该书在法律思想上的价值，据沈家本在为该书所作序文中说：“商鞅改李悝之法为律，于是有律之名。自汉以来，律之外有令、有驳议、有故事、有科、有格、有式。隋则律、令、格、式并行。宋则律之外，敕、令、格、式四者皆备，而律所不备，一断以敕。初无所谓例也。晋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亦但为律之篇目，而非于律之外别之为例”。这种修增的条例(包括判例)有很多弊端：其一，“或律重例轻，或律轻例重，大旨在于祛恶俗，挽颓风，即一事一人，以昭惩创，故改重者为多”。这就是说，立法者只是强调法律的震慑作用和能收惩一儆百之效，对条例的修改必然出现越改越重的结果。其二，“其始，病律之疏也增一例，继而病律之仍疏也，而又增一例也。因例生例，孳乳无穷。例固密实，究之世情万变，非例所可赅。往往因一事而定一例，不能概之事事;因一人而定一例，不能概之人人”。这段话反映出单独的律例条款和反映个别罪刑情况的判例(包括案例)都有极大的局限性。其三，“且此例改而彼例因之以改，轻重既未得其平，此例改而彼例不改，轻重尤虞其偏倚。”意思是说法平如水是不可能的。其四，在实际司法操作上：“既有例，即不用律;而例所未及则同一事而仍不能不用律。”这必然造成运用法规的重复、矛盾和复杂，也会形成“例太密则转疏，而疑义亦比比皆是矣。”基于这几点，所以该书的问世，无论对律学研究或实际司法，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在清末修律过程中，沈家本把《读例存疑》当做每遇疑义都以之为准绳的国家法律来看待，这也可从沈家本所作的序文中找到依据：“今方奏明修改律例，一年一削，将奉此编为准绳，庶几轻重密疏罔弗当。而向之牾而歧异者，咸牴若画一，无复有疑义之存，司谳(yan)者胥得所遵守焉。”
②书名。清代薛允升研读疏证清代律例心得之汇集。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召为刑部侍郎，十九年授刑部尚书。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犯京，两宫西狩长安，薛氏赴行在，复授刑部尚书。翌年，两宫回銮，从驾至河南，病逝于开封，终年82岁(《清史稿·薛允升传》)。
薛氏自咸丰六年释褐，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谢世，任刑官垂四十年。以刑名有关民命，谒毕生精力，穷年研讨律例。其为用亦归廉平，凡所定谳，案法随科，人莫能增损一字。长官信仗之，每有大狱，辄以相嘱。其鞫囚务使隐情必达，冤者为之平反。我国自秦商鞅改法为律以来，有律有令，律之不备者用令，而无例。明初，有《大明律》、《大明令》，律之未备者有条例。孝宗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定《问刑条例》，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定为380条，神宗万历(1573～1620)时刑部尚书舒化奏定例为382条。“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十一年(公元1746年)，内阁等衙门议改为五年一修……嘉庆(1796～1820)以降，按期开馆，沿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以迄同治(1862～1874)，而条例乃增至1892例。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琐”(《清史稿·刑法志一》)。清代探研律学者，初则惟吴紫峰中丞，著《律例通考》一书，于律文之增删修订，甄审精详。但其书止于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尔后，薛大司寇任刑官以来，即精研律于历代之沿革。凡今律今例之可疑者，逐条为之考论，笔而记之;其彼此牴牾及先后歧异者，穷根溯源，俱一一疏证，并博引前人成说，参以自己持平之论，积成百余巨册。复以卷帙繁重，手自芟(shan)削，考订再三，勒成定本，编为《汉律辑成》6卷、《汉律决事比》4卷、《唐明律合编》40卷、《服制备考》4卷、《读例存疑》54卷。诸书之中，《读例存疑》最为切要。“朝廷功令，凡条例之应增应减者，五年小修一次，十年及数十年大修一次”(薛允升《读例存疑·自序》)。自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修例后，大修小修均未举行，二十多年来，薛公耿耿于怀，屡欲将素所记注者汇为一编，以备大修之用(薛允升《自序》)。薛公殁后，刑部同僚齐普松、武许世英等，不忍《存疑》一书的淹没，联名呈请刑部代为呈奏两宫，俞允先将《读例存疑》一编饬交律例馆采择。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十一月奏奉旨依议。《读例存疑》一书终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由坊间北京琉璃厂翰茂斋刊行。
《读例存疑》系薛允升研读律例诠释律例之巨著，卷帙浩繁，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明清律例的各个方面。如卷一《名例律·五刑·死刑二》：凡律中不注监候立决字样者，皆为立决;凡例中不注监候立决字样者，皆为监候。绞、斩：内外死罪犯人除应决不待时外，余俱监固候秋审、朝审分别情实缓决矜疑奏请定夺。卷五十二《总类·比引律条》：按律无正条，则比引科断。今略举数条开列于后，余可类推。谨按前明律例之外，又有比附律六十余条，系明嘉靖(1522～1566)年间奏准纂入。盖因例无专条，即可援此以定罪也。国朝屡次增删，只存三十余条，仍其名为比引律条。
《读例存疑》全书54卷，4函，40册。书首载刑部进呈两宫之奏疏，次载薛公《自序》和沈家本《读例存疑序》。此书分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总类、督捕则例，共九部分：名例律，卷1～6，共46条;吏律，卷7～8，共28条;户律，卷9～17，共82条;礼律，卷18～19，共26条;兵律，卷20～24，共71条;刑律，卷25～49，共170条;工律，卷50～51，共13条;总类，卷52;督捕则例，卷53～54。以上通计436条，即436目。其中以刑律最多，共25卷，17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