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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简介
19世纪产生于英国的实证主义法学派别，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首先为分析法学奠定了基础，奥斯汀(John Austin 1790～1859)则是分析法学派的真正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奥斯汀师承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吸收了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将功利主义与实证主义相结合，提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英国的另外一些法学家，著名的有马克比、霍兰德、萨尔蒙特等人，对分析法学的成熟和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分析法学的创立，使西方法理学彻底挣脱了神学、伦理学的传统束缚，法理学(jurisprudence)作为最一般地研究法律的法律科学的一个分支，因此而正式确立了。总体上说，分析法学派注重对特定社会的实在法的研究，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对法律术语和原则的逻辑考查，以及对法律规范的分析和注释，而反对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法律的道德及作用的评价方面，力图以此把逻辑上明确清楚，前后一致，紧凑连贯以及避免冗长的规则，运用到国家法律文本上去，找出基本的法律概念、基本的法学范畴，并作出精确的法律命题。
奥斯汀的法律学说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组成现在人们通称的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范例，这就是法律的定义或概念，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理学的范围与本质。奥斯汀在这三个方面的理论也就构成分析实证主义法理学的主要内容。首先，关于法律的定义，奥斯汀提出法律命令说，即法律是一种命令，它是由统治者(即主权者)“置于”或给予社会成员的;命令是一种希望另一人进行或停止某种行动的表示，并附有不服从时的一种不祥威胁(制裁);在命令中所要求的作为或不作为就是义务;对于违反命令的人们所加的痛苦便是制裁。命令、义务和制裁三位一体构成分析法学关于法律的定义和本质，即法律是主权者颁布的，以制裁为后盾的强制执行义务的命令。奥斯汀补充说，命令可以分为两类即对特定的行为或不行为的指令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只有要求人们行为或不行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才是法律。其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奥斯汀认为法律和道德之间不存在必要的或概念上的联系，把法律与道德混淆是产生“莫名其妙的术语”，导致“隐晦无知和困惑”的根源。因此，他断定，尽管在道义上是十分邪恶的法规，只要以适当的方式颁布就仍然有效。“恶法亦法”就成了分析法学最著名的，也是后世最受非难的命题。第三，法理学的范围与本质。奥斯汀把立法学(涉及对法律的批评和政策)和法理学(涉及对法律体系的阐述、分析和有条理的安排)作了区分，并将法理学的主题界定为“作为实在法律体系所形成的共同的抽象原则”。他认为，一切成熟的法律体系都会有着共同的基本特点和统一的概念，而法理学的任务就在于对它们进行分析和研究，它们包括诸如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间，民事侵权行为和犯罪之间，诸如权利与义务，损害、个人、财物及行为等概念之间的区别;把法理学研究的对象限制在严格意义上的实在法的范围之内。这种研究完全和历史、法律的进展不发生联系。
继奥斯汀之后，分析法学的另一代表美国法学家韦斯利·霍菲尔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 1879～1918年)按照奥斯汀提出的分析法学的基本方向，主要围绕广义的权利—义务概念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逻辑分析。他认为以往人们将所有法律关系归结为“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假定，在逻辑上是不够严密的，并指出基本的法律概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相互“关联”(correlative)的概念，是指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概念，另一类是相互“对立”(opposite)的概念，是指两个相互冲突和矛盾的概念。运用这一逻辑框架来分析广义的权利一义务，可以得出八个最基本的法律概念：权利(right)、无权利(no-right)、特权(privilege)、义务(duty)、权力(power)、无能力(disabili-ty)、豁免(immunity)、责任(liability)。用这八个最基本的(不能再分解的)概念来分析法律关系，就可以帮助法官和律师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
在西方法学史上，分析法学对法学理论的发展和现代立法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方面来说，分析法学之后的西方法学理论概念日趋规范，逻辑更加严密，为现代理论法学和各部门法提供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语言”; 从制度方面来说，分析法学的研究成果给现代国家建成一套效力体系清晰一致的规范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的概念、术语。20世纪上半期，凯尔森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为基础，糅合了新康德主义的理论，进一步排除了法学中的社会、伦理等因素，创立了纯粹法学。当然分析法学在形式主义方面的极端发展，必然忽视了作为变化中的法律的基础要素和内容。当代的新分析法学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分析法学派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