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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0世纪初期，使中国法律由古代向近代演进的一次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法律改革，也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改革。
19世纪90年代，在维新运动高潮时期，维新思想家们便对传统封建法律做了初步清算，指出它的不合理性。他们认为封建法律，锢人民之耳目，桎人民之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严复禁》，下同);“繁拜跪之仪以挫士大夫之气节，立著书之禁以缄民之口说”。封建法制以封建纲常名教为核心，“一切刑律制度皆以此为率”，致使“室家施申辑，闺闼为岸狱”。既不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不维护人民的人身自由。他们崇尚西方资产阶级法治。认为在西方国家，“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举所谓正名之分息争弭患，一以法行之”(《日本国志》)。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主张用西方法律改造中国的传统法律。“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行施定。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旧律“民法与刑法不分，商律与海律未备，尤非所以与万国交通也”(《康有为政治选集》)。请求当时的光绪(1871～1908)皇帝，简派专官，考订古今中外法律制定新法。
维新者的理想和光绪皇帝的改革行动，因戊戌政变的发生而毁灭终止。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法律改革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契机，再次被提上改革的日程。
1900年，被八国联军的大砲轰出北京城的慈禧太后集团，在逃往西安的途中，用其沾满维新志士鲜血的双手，接过维新志士的变法旗号，下令变法。规定除三纲五常之外，“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更张”，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根据这一指令，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先提出改革旧的审判制度和监狱制度，接着提出仿照西方法律，制定中国自己的矿山法、铁路法、商法和交涉刑法。在此期间，张之洞参预与英国的商约谈判，提出中国改革法律、英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在取得英国代表马凯(Tames L. Maclay 1852～1932)的首肯并列入条约以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廷正式下达法律改革之诏，责成袁世凯(1859～1916)、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使简派，开馆纂修，请旨审定颁行”(《德宗景皇帝实录》)。拉开了法律改革的序幕。根据清朝的诏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很快连衔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法律改革工作。光绪二十八(公元1902年)四月六日，以“务期中外通行，有禅治理”，收回“国家权利”为目的，清廷正式任命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进行改革。法律改革，正式进入操作阶段。
从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伍廷芳担任修订法律大臣起，至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后，晚清法律改革历时10年。其间，主持法律改革的其他修订法律大臣屡有变易，惟沈家本始终主持其事。他是晚清法律改革的灵魂，实际主持者。宪法和行政法规之外的各种法律草案，均由他所主持的修订法律馆起草。
由于晚清法律改革是清廷慈禧集团摆脱统治危机的自救行为，且以收回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为契机，故清廷之改革宗旨，初期强调“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重在取西法之长，补中法之短，偏于西法之条用，颇有开明之象。迨统治危机稍逝，其封建守旧之面目立显。故改革中期以后，强调法律本源“本乎礼教”，三纲五常“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之不敝”。并以此作为改革之“至要”宗旨。
清廷在改革中后期的这一“至要”之旨，与精通中外法学、以学术而身膺立法重任的沈家本的思想不无冲突。沈氏从其学术思想出发，其改革之指导思想乃为“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大清光绪新法令》)。其理想乃在治西方各国之法、世界最新之法律学说和中国国情于一炉。融会中西法理，贯通古今学说，制定最新最善之法，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法治。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而制定的新律草案，不可能不超越清廷所划定的改革范围。职是之故，在晚清法律改革过程中，终于爆发中国近代立法史上的最大论争——礼法之争(见晚清立法中的礼法之争)。
由沈家本主持的晚清法律改革，大体是按以下顺序进行的：
对旧的《大清律例》进行改造 中国传统法律自先秦李悝《法经》起，经商鞅相秦改法为律而为秦律。然后，汉承秦制，演变而为汉律，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唐律集其大成。至是，以唐律为代表之中华法系赫然成为世界独特之法系而影响东亚诸国。此后，历宋、元、明，虽代有增改，要皆不出其藩篱。清承明制，《大清律例》不越明律之范围。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但是，法律未与社会发展同步，演进为近代法律。因之，20世纪初年，《大清律例》已与社会严重脱节，不但落后于世界法律，且无以规范近代社会。因此，改革工作之第一节，即为改造《大清律例》。为使改革有条不紊，考虑到“定例条一时权宜，今昔情形不同”，不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死文赘文，应为首批改革对象，第一批删除例文344条。循此而进，依据传统儒家的仁政思想和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最野蛮、落后的内容。有条件地废止刑訉制度，笞杖罪名，仿外国之法，改为罚金。停止妇女犯罪收赎之法，削减犯罪条目，改革传统的死刑执行方法，删除奴婢律例，取消旗人之特殊法律地位，统一满汉法律，变通秋审条款，改革秋审制度。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局部改造以后，1908年，在外法翻译研究之有一定成效的基础上，转入对旧律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造。以删除总目，厘正刑名，节取新章，简易例文为纲，削除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分目之旧，将整部《大清律例》分为30门类。废除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名，改为死刑、安置、工作、罚金。统一律例外之通行章程，分别去留，纂为定例。将数近2000条繁碎例文加以删并，以归简易。宣统元年(公元1910年)，改造工程告竣。经过反复修改，共编定律文389条，例文1327条，附《禁烟条例》12条，《秋审条例》165条，定名《大清现行刑律》颁行。卷首除奏疏外，附律目、服制图、服制。全文30门，次第为：名例、职制、公式、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祭祀、礼制、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盗贼、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营造、河防。其中，户役内之承继、分产，以及婚姻、田宅、钱债等条中纯属民事者，不再科刑。经过全面改造的这部《大清现行刑律》，虽然仍未完全脱离传统法律的窠臼，但是，它集晚清对旧律改革之大成，已掺进了部分西法内容，作为清王朝正式立宪前之现行法，无疑是封建法典中最后也是最进步的一部法典。
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之翻译 参酌外国法律以制定新律，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可供专业人员参酌阅读的外国法律法学译作，“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寄簃文存》)。无书则无从研究，没有研究则无法明了西法之宗旨，不明宗旨则“参酌”徒为虚言。20世纪之前，由于洋务运动之开展，洋务派曾主持翻译过一批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但是，由于洋务派翻译的目的在办理外交事务，故所译以国际公法为主;公法之外的其他少数译作，如《法国民法典》等，又因当时没有相当的近代法言法语，且出自非专业人员之手，而使专业人员亦无法阅读。因此，准确、系统地翻译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成了法律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改造旧律和编纂新律草案的一项重要内容。
“参酌各国法律，首重翻译”，由于法律改革者十分清楚并重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故在10年之内，大体上把当时主要西方国家的主要法典，均翻译成中文。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共有103部，涉及的国家近20个，涵盖大部分部门法。而且由于翻译出自专业人员之手，所据版本率由清朝驻外使节通过官方途径而罗致。故当时之译作，在国内具有无可置疑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它为新法律草案的起草铺平了道路，也为西方法律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制定新法律 晚清所立新法，其始在规范因时代变化而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1906年宣布仿行立宪后，则专力於为异曰君主立宪所施行的新律草案。新法律，有的在当时已实施，大部分则为草案。主要有：
商法的制定。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亦为传统法律之重要内容。它适应我国封闭的农业社会，行之2000余年。海禁开放后，西方列强的商品输出强烈刺激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早期改良主义者曾四处奔走呼喊，制定相应之商法，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颟顸的清廷直至庚子以后才对社会的这种需求作出回应，在中央设置商部，管理全国之工商业，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7年)下令制定商律。是年10月，《商人通例》(9条)、《公司例》(又称公司律，131条)由载振、伍廷芳编定，上报清廷批准后，定名《钦定大清商律》颁布施行。此后，又陆续制定颁布《公司注册试办章程》(18条)、《破产律》(69条)、《银行注册章程》(8条)、《大小轮船公司注册给照暂行章程》(20条)、《运送章程》(56条)，以及《铁路简明章程》、《奏定矿务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1906年，预备立宪之诏颁布后，又有系统的商法编纂，计有：《大清商律草案》，日本人志田钾太郎起草，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起陆续脱稿，分总则、商行为、公司律、票据法、海船律5编，1008条。《破产律草案》，宣统元年脱稿，日人松冈义正起草，239条。《保险规则草案》，农工商部起草，124条。《改订大清商律草案》，农工商部据前《钦定大清商律》，参考各地商会特别是上海总商会上报之《商会调查案》，於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完成，分总则、公司两编，367条。
诉讼法的制定。《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是第一部打破传统的诸法合体的立法例而单独成案的诉讼法典草案。该案由伍廷芳执笔，合刑民诉讼为一编，计5章260条，附颁行例3条，於1906年定稿。伍廷芳是英国法学博士，且曾为香港法官，故该法采英美法系传统，特别强调律师制、陪审制、公开审判制等英美审判制度，被部院督抚大臣指为违背中国法律本原而寝。预备立宪宣布后，诉讼法仿大陆法等体例，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重新单独制定。宣统二年分别完成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凡6编14章516条，《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凡4编21章800条。1906年因官制改革，实行审判独立，由大理院与各级审判厅专掌审判。因而有《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颁布施行。1910年，颁布施行第一部法院组织法《法院编制法》，计16章163条。
刑法。1909年，聘日人冈田朝太郎起草的《违警律》和《大清新刑律》完稿。《违警律》10章45条，于翌年颁布施行。刑法则引起长达六七年之久的激烈争论。该法体例上摒弃诸法合体传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单行刑法典。在综核中西之同异，絮校新旧之短长后有五个方面的重大改革：更定刑名，改笞、杖、徒、流、死为死刑、徒刑(有期、无期)、拘留、罚金;酌减死罪条目;死刑执行用绞，于特定场所密行;删除比附，引进罪刑法定制度，惩治教育，对少年犯进行感化。该法全典分2编53章411条，附《暂行章程》5条，1910年公布，预定立宪后实施。与刑事法相关，1908年聘日人小河滋次郎起草监狱法，1910年《大清监狱律草案》脱稿。该草案分总则、分则两部分，计14章241条。
民法。《大清民律草案》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聘日人松冈义正协助起草。参照德国、瑞士、日本等国民法，斟酌各省民俗调查报告之表册，历时6年，于1911年完稿。全案凡5编37章1569条。
宪法。晚清法律改革，没有制定正式宪法。但是迫于国内宪政运动的压力，于1908年制定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该宪法性文件凡四部分，首列抄自日本，而又无日本宪法中限制天皇权力的《君上大权》14条。君主权力漫无限制，与封建专制皇帝的权力无所区别。以下为《附臣民权制义务》9条，《附议院要领》11条，《附选举法要领》6条。辛亥革命爆发后，为安抚人心，又快速颁布另一个宪法性文件——《重大信条》19条(通称《十九信条》)。但是，封建统治者的信誓旦旦，已无法取信于人，它和清王朝一样，很快被历史所抛弃。
晚清所进行的法律改革，是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变革。它是国家社会激烈变动所带来的法律变动。在国家社会向近代推进的过程中，法律也不得不由古典向近代演进。因此，除上述主要法典的改革之外，尚有无数行政法规的制定，以及伴随法律改革而来的法律教育、法学研究等等的繁盛。这次改革，发生在世纪之交，处在历史的临界点上。它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都对后来的中国法律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