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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他的社会政治活动。曾任广西乡试主考、詹事府右中允等职，因受排挤，弃职家居。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他逃至上海，主张由英、法军队代守上海。曾积极参与向曾国藩乞师援沪的活动。1862年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筹划并主持上海中外会防局。在李鸿章(1823～1901)率领淮军到上海后，投入李的幕府，为其镇压太平军出谋划策。他的政治立场完全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面。但他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西学，对中外情况了解较多，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有所不满。《校邠庐抗议》一书是其代表作，也是研究其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参考文献。
冯桂芬活动的年代略后于龚自珍和魏源等人，他的思想可以说是龚、魏等人思想的继续，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他从多方面揭露了封建政治的腐败现象，尤其在吏治和科举制度方面，着墨颇多。而且，他还把谴责的矛头指向了专制君主，他说：“观于今日奉君上则民力竭，养兵勇则民力又竭”(《校邠庐抗议》，下同)。并指出封建专制政治造成了上下声气不通的情况：“廉远堂高，笺疏有体;九重万里，呼吁谁从!”其结果是苛政恶人横行不法，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国弱民穷、落后挨打，中西对比，他已朦胧地认识到“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的一些原因，那就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落后范围的扩大和落后程度的加深，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冯桂芬感到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日本蕞尔小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如果仍然颟顸自大，再不变法自强，“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事到如今，对外国“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只有正视落后的现实，学习西方，变法自强，奋起直追。他指出：“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和“穷变变通，此其时矣”。冯桂芬主张变法的态度是比较果决的，并且把“变法”与“师夷”结合起来了。他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他提出的变法主张是多方面的，但其侧重点则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以使中国日臻于富强。这一点，可以从他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变法原则中清楚地看到。他认为“师夷长技”或学习“诸国富强之术”需要有一个过程：“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他认为中国人不乏聪明秀士，一定会赶上并超过诸夷的。但必须做到能够“自造、自修、自用”，真正把西方的“长技”变为中国自己的长技，最终使我有隐然之威，“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而我中华可自立于天下”。冯桂芬在主张变法，学习西方的同时，更强调恢复“三代圣人之法”的重要性。不过，冯氏的“复古”主张是以“必有验于今”的内容为准的，含有扬弃和继承的意义，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复古主义者。
冯桂芬的法律思想，给了后来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较大的影响。诚如1897年出刊的《湘学报》所说：“冯林一宫詹《校邠庐抗议》，言人所难言，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