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报父仇，杀死秦杲，然后到县衙投案。依唐律：故意杀人者死。子报父仇而杀人，于法不容，于情可悯。因而法律有意不对此种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复仇杀人历来是有争议的问题，是依法治罪，还是特加宽免，各朝处置不同。唐太宗、高宗朝倾向于宽宥，一般处理为免死配流，玄宗则倾向于依法治罪。当时有张瑝、张琇兄弟虽年少而手刃杀父仇人，玄宗和宰相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若对复仇杀人不依法惩处，则有亲仇者都起而效之，则循环往复，永无穷尽，社会便不得安宁，最终判处张氏兄弟死刑。梁悦复仇案发生后，朝野也是议论纷纷，故宪宗下敕说：“复仇，据《礼》则义不同天(《礼记》说：“父子仇不与共戴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尚书省)，集议闻奏。”于是大臣之间互相论辩，如同以前一样分为依法与据礼、惩办与宽免两种意见。职方员外郎(正六品上)韩愈特上《复仇状》，专门论述了处理复仇杀人案件的原则。他从儒家经典、《春秋》、《礼记》、《周官》及诸子经史中有关亲子复仇的记载里“未有非而罪之者”的情况出发，认为对复仇行为，法律中无条文，不是定律者的疏漏，而是有意不载于律。因为若法律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违先王之道，许复仇则擅杀行为会纷纷出现，社会将陷入混乱。因此先贤在儒家经典中阐述了赞同的意见，而法律有意回避这个问题。其目的在于，遇有复仇杀人案，司法之官可以依法定罪，而了解儒家经典的人，亦可以引经据典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两相争论辩，自明如何处置。韩愈提出：最好的办法是把法与礼统一起来，于是建议都省集议，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兼顾礼、法两个方面，选择最相宜的处理办法，以使经与律、礼与法均不失其宗旨。经过群臣的充分讨论后，宪宗采纳了韩愈等人的意见，决定对梁悦加以宽免。于是下敕说：“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殉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减死，宜决杖一百，配流循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