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
prisoner work
简介
又称囚犯作业或囚犯工作。罪犯在监狱的组织和监督下从事改造自然并使自身得到改造的活动。劳动可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罪犯劳动大多属于体力劳动。
罪犯劳动的历史沿革 强迫囚犯服劳役，在中外监狱史上早已存在。在我国，囚犯服劳役始于殷商的囚奴。西周时期的圜土制度的特点是对被关押的罢(pi)民(轻刑罪犯、无业游民)“施职事”、“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即通过强迫劳役，使被囚者学会劳动技能，矫正好逸恶劳的习性，复归社会。这是我国早期的囚犯劳役制度。到了封建社会，囚犯劳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秦汉时期的髡刑、完刑、鬼薪、白粲、司寇、隶臣妾、复作等都要服劳役。唐朝称强制劳役为居作，居作时间与徒刑期限相等。《唐书·刑法志》载：“用刑有五，其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之。”这说明，在唐朝，被判处徒刑的犯人都要服劳役。劳役的目的是为了对囚犯进行折磨和羞辱。流刑犯人在流放地也要附加居作。宋、元、明、清皆因袭不变。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监狱，均将繁重的劳役作为惩罚囚犯的一种残酷手段，许多囚犯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中世纪残酷野蛮的刑罚制度被废除，囚犯劳动逐渐变成自由刑执行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方早期的自由刑分为禁锢刑和惩役刑两种。在监禁中服劳役的只限于被判处惩役刑的犯人，判处禁锢刑的犯人免服劳役。在古典学派报应刑论的指导下，监狱将劳动作为对罪犯实施报应的手段，即通过繁重而枯燥的劳动，折磨和惩治囚犯，而不注意对囚犯的矫正。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教育刑论的兴起，人们的刑罚目的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囚犯劳动由惩罚手段变成教育和矫正犯人人格的重要措施。教育刑论认为，犯人参加生产劳动，可以矫正其怠惰的恶习，并学得一定的生产技能，复归社会后能够自食其力，不致再犯罪，还可以避免自由刑执行中单纯监禁所产生的种种弊病。从经济角度看，犯人劳动可以减轻国家的经费开支，并且还可以运用个人的劳动报酬援助家庭，或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在教育刑论的影响下，囚犯劳动作为刑罚执行的内容之一，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家都在立法上对囚犯从事生产劳动的宗旨、原则、内容以及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因而监狱作业便成为矫治罪犯的一项重要手段。西方的监狱作业制度于20世纪初引进我国。1911年5月出台的《大清监狱律草案》的第五章，以日本监狱法为蓝本对监狱作业作了专章规定。后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的《监狱规则》，将“作业”的章名改为“劳役”(仍列为第五章)。1946年1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监狱行刑法》的第五章，又将章名改为“作业”。在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由于政治腐败，经济破产，监狱人满为患，监狱作业实际上很难开展，被囚禁的大批犯人，长年无所事事，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我国劳动改造罪犯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组织罪犯从事有益社会的生产劳动，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此项政策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政权的监狱和看守所就开始实行，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 (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增写的内容)。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要求各地立即着手制定通盘计划，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决议》精神的指导下，各地迅速组建监狱、劳改队等劳动改造机关，开辟劳动改造场所，把大批被判处徒刑的罪犯组织起来从事兴修水利、垦荒、开矿、筑路等生产劳动，结合劳动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1954年9月7日政务院在总结劳动改造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用法规的形式将劳动改造罪犯的政策定型化。四十多年来，我国劳动改造机关通过生产劳动，把大批的罪犯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好逸恶劳的寄生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其中有些人还成了技术能手、劳动模范，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实践证明，生产劳动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和有效途径。我国《刑法》第4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劳动改造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实行劳动改造。我国《监狱法》又进一步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第69条)。监狱根据罪犯的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第70条)。这就从法律上确定了劳动改造罪犯，使之成为新人，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罚执行制度和改造罪犯的一项基本手段。
罪犯劳动性质 罪犯劳动与一般公民的社会劳动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①法律的强制性。罪犯劳动是其服刑的一项内容，凡有劳动能力的罪犯，都必须参加劳动，拒绝劳动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罪犯对劳动的场所、种类和形式等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监狱的安排;罪犯的劳动是在武装警戒和严格监督下进行的，罪犯的一切活动必须服从监狱干警的指挥。②特定的改造性。罪犯的劳动既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又是改造罪犯思想，矫正罪犯恶习的司法行刑活动，负有改造罪犯成为守法公民的特殊使命。③劳动报酬的局限性。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依法获得劳动报酬，是罪犯的一项法定权利。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罪犯劳动报酬的数额，要低于社会上同类企业同工种工人的水平。同时，监狱还要依法限制罪犯对劳动报酬的占有和使用。这是由罪犯劳动的性质所决定的。
罪犯劳动功能 劳动是人类所特有的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是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统一。马克思说：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通过劳动，人自身与外部自然之间实现了物质、能量转换，使人的生命得以维持和延续，也使人自身得以改善和改变。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社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对于改造罪犯来说，劳动更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实生活表明，大多数罪犯都是在贪图享乐、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等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下走上犯罪道路的。所以，生产劳动是改造罪犯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劳动是罪犯改过自新的惟一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生产劳动作为改造罪犯的一项基本手段，具有矫正、养成、培训、改善等多种功能，主要表现为：①通过生产劳动，可以使罪犯了解社会财富来之不易的道理，从而矫正罪犯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等恶习，使之逐步树立“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养成从事劳动的习惯和勤俭节约的良好品德。②通过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可以培养罪犯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观念，以及遵纪守法的精神。③生产劳动是罪犯学习和训练劳动技能的过程，可以使罪犯学会一种或几种生产技能和知识，为刑满释放后的就业谋生创造条件。④组织罪犯从事适宜的劳动，可以使之增强体质，保持健康，改善精神面貌，避免在单纯监禁中，长年无所事事，而导致的心情压抑、意志消沉、精神颓废。⑤组织罪犯从事与正常社会条件和形式相同或相近的劳动，可以培养罪犯与他人或社会组织的协调和合作精神，使之回归社会后能够尽快地适应社会环境。⑥罪犯是一批劳动力，组织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因而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组织罪犯劳动的原则 根据罪犯劳动的性质和特点，我国监狱在组织罪犯劳动时应坚持以下原则：①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是我国监狱工作的最终目的。监狱对于罪犯生产的项目确定、计划安排和经营管理等，都必须从改造罪犯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把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而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对罪犯的改造。②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劳动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但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并不能起到改造思想、矫治恶习的作用。要改造罪犯的世界观、人生观，培养罪犯的法制观念、道德意识，提高罪犯的科学文化素质，必须结合劳动，对罪犯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因此，监狱应当把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这两项基本手段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不可偏废。③维护罪犯合法权益的原则。在我国，劳动是改造罪犯的重要途径，而不是惩罚和折磨罪犯的手段。监狱组织罪犯进行生产劳动，必须严格执行我国《监狱法》有关罪犯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所作的规定，尊重罪犯的人格，维护罪犯的合法权利，使生产劳动真正起到改造、矫治作用。④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罪犯的生产劳动属于经济范畴。监狱经济尽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仍然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而任何经济活动都有它自身运行的规律。因此，监狱应当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来组织罪犯劳动，经营和发展监狱经济。诸如，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实行目标管理、定额管理、质量管理和经济核算等等，不断提高罪犯劳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