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877～1927
字静安(或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学者。他在许多学科领域都作出卓越的贡献。美学思想在他的整个学术思想中并不居主要地位，但在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上却是举足轻重的，成为第一块理论基石。
王国维从小接受封建传统教育，走科举道路。但他生性不喜读“经”，对“治举子业”所规定的科目“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而对“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词章之类，却爱不释手，一有闲暇就阅读。这大约就是他参加两次乡试皆不中，科举仕途未走通的一个重要原因。1894年所暴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为结局。这虽是一次极为可耻的事件，但对近代许多先进人物却是一次深刻教训：有的看透了“洋务运动”不可能“富国强兵”，因而要进行政治变法改良;有的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和不可救药，因而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它的统治。对于王国维来说，“甲午之后，始知世界尚有新学”。这一新的认识，使他彻底放弃科举道路，而转向“新学”。1898年，他离开浙江到上海谋生，开始接触了新人物，新学说，并立志从事哲学研究。在学习哲学概论、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大名，并且读他们的原著。先读康德，不懂，改读叔本华，大好之并为之而倾倒;读完叔本华又返读康德。一面阅读，一面把他们的美学、教育、文艺、哲学等思想介绍到中国，并以他们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现实、文艺、教育、国民精神等实际，进行批评、发挥。在美学方面撰写了《红楼梦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嗜好之研究》、《文学小言》等专论和杂感。但从西方新学所接受的新世界观、人生观，并不能解决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使他产生新的矛盾和苦痛，发出了一连串的慨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而不可信，可信者而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知其可爱而不能信”，“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因而终于放弃哲学而移于文学，想从文学中求得慰藉，得到解脱。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以1908年为界的。这种转变，使他对美学原理的抽象思辨失去兴趣，而进行诗词的创作与批评。在对中国诗词的批评中，一面欣赏，一面总结创作规律和自己的审美体验，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挥中国传统的意境思想，写成了著名的《人间词话》。之后，又有感于中国戏曲的落后，而有志于戏曲史的研究与批评，撰写了《宋元戏曲考》等一系列的戏曲研究新作，成为用科学新方法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人。辛亥革命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他的思想越来越保守，对“西学”产生了动摇，而觉得还是中国古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好。随着这种思想转变，他又放弃了文学，而全力以赴治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等。所以，他的美学思想始于20世纪初年，结束于1912年。前后仅十年时间，是他一生中社会政治态度比较积极的一段时期的产物。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不论是来自哲学方面，还是来自文艺批评方面。始终坚持着审美超功利的观点，一贯主张文艺要超道德政治而独立，这是由美的性质所决定的。他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其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美之自身”是什么呢?就是构成美的形式诸因素。王国维根据康德的美学观点认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任何事物，都可以区分为形式与内容两个部分，内容是事物的实质所在，与人的实用观念，社会功用相联，形式就是事物的外部形象或表象，可以脱离内容而独立。形式的对称、变化及调和等等，是构成“美之自身”的诸因素。因此美只能引起人的情感愉快，而不引起人的意志欲念;是人的欣赏对象，而不是人的实践目的对象。王国维从这种形式主义美学观点出发，发挥了他对美学基本范畴的观点。对于美的基本范畴，他完全接受了康德的观点，认为分为两大类——优美与崇高。优美乃是内容与形式的一致、统一，是形式的对称、调和、变化，而崇高则是内容与形式的不平衡，是内容压倒了形式，甚至是无形式。王国维说无形式也是一种形式，只是这种形式靠感官无法作整体把握，更需要借助于想象力，优美激起的是一种愉悦之情，而崇高却是令人崇敬，它要经历一个对痛苦的反抗才能达到快感。优美与崇高都是来自先验的判断力，即都是天才的产物。王国维一方面接受康德的天才论，一方面又不满足于这种天才论，因此又独自提出一个“古雅”范畴。古雅与优美、崇高不同，它不属于天才的范围之内，而是来自后天的修养、学习，是可经验的。古雅也是一种美或美的表现，但它是通过人为的加工而得到的，因而属于艺术美的范畴，不属于自然美，是“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优美、崇高通过古雅才能成为艺术美。
在近代文艺批评史上，王国维也是一位开拓者。他最早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美学理论于文学批评中，并且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近代悲剧理论的最早传播与运用。他慧眼独具，最早阐发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学价值，批评了“索引派”的歧途，使《红楼梦》研究走上了正路，并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他的《人间词话》，把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观点与中国传统思想加以融会贯通，采取传统的批评形式(评点式)，创造性地发挥了意境思想。他以意境为标准进行文艺批评，突破了“文以载道”的旧观念，充分肯定了文艺的独立地位与审美价值，为文艺的自由发展在理论上开辟了新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把历史考据与文艺批评结合起来，研究中国戏曲史，第一次建立了科学的戏曲史理论。《宋元戏曲考》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历史考据，文字、实物考古中写了大量的序、跋、题记等，其中有许多涉及到书法、绘画、音乐、宗教艺术的批评，也含有卓越的美学见解。这一切，构成了他的文艺批评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很丰富，也很深刻。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他是最早的启蒙者，同时也是近代美学理论的第一座高峰。他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如朱光潜、宗白华等等，都从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中汲取了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