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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①后人总结的西周时期的立法原则。出于《周礼·秋官·大司寇》：“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即对刚刚建立统治的地区，要以安抚收揽民心为主，对厘革一些遗留下来的习俗不要操之过急，用刑要轻。对统治了一定时期，局势又较为稳定的地区，用刑要适中、准确。而对局势混乱的地区，则要用重刑威慑，以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一立法原则意在强调用刑的轻重不可一成不变，必须因时因地而制宜，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68～1398)建国后，以为明朝承元之乱世，须用重典治国，因而在《大明律》之外，又颁行《大诰》四编，其量刑定罪皆较律为重。在大诰中甚至恢复了枭首等封建社会前期的酷刑。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一方面对扼制官吏贪败有着积极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其以法外用刑为特征，对封建法制亦有消极的破坏作用。
②中国古代规定的在动乱的时代治理国家宜用重法的法制原则。《尚书·吕刑》规定：“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在中国古代，宋、明等朝曾实行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宋史·刑法志》：“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明史·刑法志》：“太祖惩元纵驰之后，刑用重典。”在中国近代，北洋政府的总统袁世凯(1859～1916)也曾宣扬“用重典胁服人心”，并制定了《惩治盗匪法》、《徒刑改遣条例》等一系列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