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623
明代戏曲家，字伯良，又字伯骏，号方诸生，又号秦楼外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他原是徐渭的弟子，与吴江派首领沈璟也有密切的过从。声韵方面，曾得到孙如法的“指授”，与当时的另一位曲家吕天成也有所切磋，因此对曲学有深厚的造诣。他曾为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谱》作序，著有《南词正韵》、《曲律》，还校注《西厢记》和《琵琶记》。他的《西厢记》校注本校勘精细，注释详明，为《西厢记》重要版本。
王骥德著有杂剧五种，今存仅《男王后》一种，写临川王宠纳男色事。传奇四种，仅存《题红记》。此剧原为其祖父少时所作，原题作《红叶记》，取红叶题诗故事敷衍而成。王骥德重加改编，并改题作《题红记》。但这两部作品历来评价都不高，尤其是《男王后》，情趣庸俗，更是失败之作。
王骥德也有一些诗文散曲的创作，分别收入他的《方诸馆集》和《方诸馆乐府》二著中。他的成就，主要在《曲律》一书。
《曲律》全书四卷，四十节，分论戏曲的源流、音乐、声韵、曲词，以及元明以来的作家作品等。虽然重在探讨戏曲音律，但涉及面广泛，是一部全面、系统的戏曲批评和戏曲美学的著作，见解精深，并且在明末戏曲主张纷呈的时候，他兼采各家之长，持比较公允的态度，在古代戏曲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王骥德是“吴江派”重要成员，所以他的基本主张同于沈璟的“合律依腔”的理论。在宫调的运用，字声的平仄，四声阴阳，腔调板眼，衬字对偶等等方面，都主张严守规范，以利于场上扮演，但也有与沈璟不同的地方。譬如关于戏曲语言的问题，沈璟重本色，反对追求文采，主张曲词要通俗，注意运用民间俗言俚语。王骥德虽亦重本色，但并不绝对排斥戏曲语言的词采美。他认为，如果“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调，复伤镂镂。”在戏曲中，他认为应该对“曲词”和“说词”区别对待。曲词具有抒情的作用，与说词不同，不能过于用“本色”来要求它;虽然“曲之始、止本色一家”，但戏曲的发展改变了纯本色的面貌。他也反对对辞藻的过份追求，如邱璿作的《香囊记》，但承认戏曲的发展。他认为这一现象，“犹古文六朝之于秦汉也。”他说：“夫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缋，便蔽本色。”他认为对于戏曲语言，不能一概而论，偏执一端，都是不对的。他认为“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这些，都是他不同于沈璟的地方。他认为恰当地注意词藻之美，并不违背“本色”的原则。在这一点上，他认汤显祖的作品，仍属于“本色”的范围。他说：“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汤显祖)一人，其才情在深浅、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表现出他对汤显祖的赞赏。
在《曲律》的“章法”、“句法”、“字法”等节中，还涉及到传奇的间架结构等总体性问题。他说：“作曲，犹造宫室者然。工师之作室也，必先定规式……作曲者，亦必先定段数，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他指出作家应先对整个作品了然有全局在胸，才能进行创作，同时也才能处理好详略剪裁的问题。他认为，在戏曲里，无论引子、过曲、尾声、宾白、科诨等安排，都是为它的整体结构服务的。
《曲律》第三十九节“杂论”，兼及作家作品论。他的评论，能突破门户之见，持论公允。在具体的褒贬之中，可看出他对戏曲特征的认识，较之沈璟和汤显祖为全面。他对沈璟和“吴江派”有赞扬，也有批评。他说“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是对形式主义理论的批评。他对汤显祖戏曲曲词中难以演唱之处，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他的着眼点在于戏曲的综合艺术的性质，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