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813～1881
中国晚清重要的经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字融斋，江苏兴化人。刘熙载进士出身，官至广东提学使。晚年在上海龙门书院主讲。一生以治经学为主，特别精通声韵与算数，旁及子、史、诗、赋、词曲、书法，也无所不通。著述甚富，有《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持志塾言》、《昨非集》和《艺概》，汇刻为《古桐书屋四种》，又有《古桐书屋扎记》、《游艺约言》、《制艺书存》，汇刻为《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艺概》一书系历年论艺汇钞，是刘熙载的文艺观点和美学思想的集中表现。《艺概》论文艺涉及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全书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部分。《艺概》在方法上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艺批评的主导方法——评点法。直感体验，点到为止，不作细密的分析与论证，不求系统，缺乏具体规定。正如刘熙载在自叙中所言，“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不屑于“殚尽无余”“以明指要”，而“好言其概”，“盖得其大意，则小缺为无伤，且触类引伸，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艺概》所论之“艺”并不等于今天所谓的“艺术”，而是沿用中国古代“六艺”之“艺”，因此《艺概》不是专门的艺术概论，而是广义的“文”论，其中包含着文学艺术论。但文学艺术论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占据大部分篇幅，因此本书的主要价值意义，仍然是美学的。
刘熙载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认为艺的根本宗旨是征圣宗经明道。“道”是“艺”的“根极”，“艺者，道之形也”。他在《文概》中指出，“文”者，不出“六经”的范围。他说：“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文之本领，祇此四者尽之，然孰非经所统摄者乎?”他论诗，也是本诸“诗言志”、“思无邪”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老信条而发挥的。他说：“不发乎情，即非礼义，故诗要有乐有哀;发乎情，未必即礼义，故诗要哀乐中节。”至于词，它既有诗的特点，又有乐的特点，因此它既要符合“诗教”，也要符合“乐教”，诗情要止乎礼义，乐情要分辨雅郑，求雅而远郑，“雅郑不辨，更何论焉”?刘熙载论“艺”，虽不废性情，但却强调理性、道德对性情的节制作用，即不准许性情越出礼义所限定的范围。不仅文、诗、赋、词曲应该如此，书法也不例外。“笔性墨情，皆以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虽然刘熙载忠实地坚持封建正统的文艺观，但由于他对文学艺术有较高的修养和较系统的研究、了解，因此也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作出了独到的建树。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如对《庄子》只用一个“飞”来概括：“文之神妙，莫过能飞。……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具寓言之妙。”这些都非常恰当地概括了庄文所具有的丰富的想象、变幻莫测的玄机而又令人感到真率自然的审美特点。再如对杜诗用“高、大、深”三字来概括：“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另外，他对文、诗、赋、词曲、书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勾勒，对作家风格的比较、评论，也信手拈来，多有新意。
在儒家正统的文艺批评中，刘熙载受陆机、刘勰的影响尤为明显，而不同于汉代经学家、唐宋“文以载道”派和宋明理学家。他虽然主张“艺”的宗旨在“明道”，但不把“明道”作简单化的解释，不否定对文辞、形式的审美追求，并且从辩证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辞采、形式美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切文章，其文与质、博与约等都是通过“辞”表现出来的。辞胜事固然不好，事胜辞也不好，不能偏尚，而要如扬雄所说的“事辞称则经”。说到言辞必兼及音节;音节要讲究抑扬顿挫，谐与拗是对立的，又是可以转化的。“浅者但知谐之是取，不知当拗而拗，拗亦谐也;不当谐而谐，谐亦拗也。”特别是赋，它不同于诗，不是“声情多”，而是“辞情多”，就更需讲究辞的藻饰。扬雄因此而认为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刘熙载则不以为然。他说，“壮夫自有壮夫之赋，不然，则周公、尹吉甫叙事之作，亦不足称矣。”这是其一。其二是把抒写性情作为文学艺术的根本特性，并以此为标准把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区别开来。他认为文学乃属于“情理”之文，余者乃为“义理”之文(儒学)、“道理”之文(玄学)、“事理”之文(史学)。有了这种区分，才能掌握各自不同的特点与规律。例如，有人曾把司马相如和陈寿相比高低，刘熙载指出，这二人一个是“辞家”，一个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容并论”!他对《易》的“圣人之情见乎辞”所作的解释是：“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称文，岂惟人之难感，在已先不诚无物矣。”这是一种审美的解释，符合这句话的本义。至于他论诗、赋、词曲、书，更是反复强调陶写性情为之本，实例乃举不胜举。其三是与性情相关，强调个性与独创性。他之所以高度评价周秦诸子之文，根本原因是它们“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他说“作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因为“俗”与“熟”，都与“深”、“新”、独创相乖。其四是在“道”与“艺”的关系上，见解比“文以载道”论者深刻得多。刘熙载的“道”不是指道德政治及其典章制度，而是指宇宙本体，从而使他的文艺见解有了深刻的哲学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对文艺的本质与规律才有较深刻地揭示，特别是对于美与丑、文与质、正与变、谐与拗、辞与事等等对立范畴作了很辩证地发挥，提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另外，《艺概》对于“艺”的技巧、方法也提出不少可资借鉴的具体意见，也很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