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黄河渔业今昔及展望

每当谈起黄河渔业、水产时，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黄河水流湍急，泥沙含量过多，对鱼类的索食、产卵等都是不利的，因此黄河渔业很难发展。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例如，泥沙多就不是经常状态，只有在洪水季节(7～8月)暴发洪水时，水中泥沙含量才很多，最多达每立方米590kg左右，因此在洪水季节常有流鱼现象发生(即水中泥沙达每立方米150 kg以上时，鱼因泥沙塞鳃，以致呼吸困难或窒死，而顺水漂浮流向下游)。但平常以及不发洪时，水中泥沙含量就很少，足以供鱼栖息。并且在黄河中游以下有许多沿河湖泊、沼洼、湾汊，如中游河套区自青铜峡到托克托 (即原河口镇)，在关中及晋南、自宝鸡到闻喜和运城一带，以及郑州到黄河入海口处。在这些地方水流缓慢，均是很好的鱼类索食、产卵、越冬处所。 1.黄河流域古代的渔业 黄河流域的渔业开始很早。在西安半坡村发掘出的6 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40多座房屋遗址中，就已有具倒刺的骨质鱼叉及鱼钩(茹遂初，1959)，表明当时渔业已相当进步。到3 050多年前殷商奴隶社会遗址中，已有铜制鱼钩; 在甲骨文内更已有“贞其雨，在圃渔”及“在圃渔，十一月” 的养鱼和捕鱼等记载; 殷墟遗址内有鲤、草鱼等的骨骼。到周朝，农业、渔业等生产有相当发展。例如，《诗经》已记载前1066年周文王在今西安市长安区灵沼及鄠县秦渡镇董村附近凿池养鱼。《诗经·小雅·六月》篇还记载周宣王“饮御亲友，炰鳖脍鲤” 。《礼记》记载周朝“天子荐鲔于寝庙” ，以白鲟等祭祖庙。在黄河下游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 的诗歌。东周时鲁昭公以鲤作礼赐孔子(前532年)，适孔子生子，以鲤名其子，字伯鱼。陶朱公范蠡前473年助勾践灭吴后隐居山东定陶，更曾养鲤致富，著有全世界最早的池塘养鱼专著——《养鱼经》。早在西周国家已设有渔业机构，负责渔业及渔业保护等。例如，《周书》记载“毒鱼网禁” ，禁止用有毒的东西毒杀捕鱼; 孟子记有“数罟(gǔ)不入洿(wū)池，则鱼鳖不可胜食”等语。到秦汉渔业更为发达，对渔业资源保护亦更重视。例如，吕不韦编著的《吕氏春秋》有“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之述。又如，《三辅决录故事》记载“武帝作昆明池学水战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讨，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余给长安市，市鱼乃贱” (倪达书，1957)。昆明池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牛门镇附近，水面约达22 000亩，可知当时渔业规模的盛大。 自殷周到隋朝，黄河流域养鱼多以养鲤为主。到唐朝(618～907)因皇帝姓李，因鲤与李音同，群众食鲤， 被认为有违皇帝尊严， 故法律禁止群众养鲤和捕食鲤鱼， 群众将鲤改名 “赤鯶公”也为唐朝法律所不许。 《酉阳杂俎》记载： “唐朝律， 取得鲤鱼即宜放， 仍不得吃。号赤鯶公， 卖者决六十。 ”在这样法律严禁下， 渔民群众只得另找其他养殖鱼类。草鱼， 古名鰀(同鲩)， 性缓， 故名。 《广韵》及《唐韵》均有记载;亦名鯶或赤鯶; 可能到唐朝始塘养。 古时黄河流域渔业资源丰富。除上述周朝天子以白鲟(鲔)祭祖庙和人民喜食和养黄河鲤鱼外，鲫鱼(尤其豫北淇河鲫鱼)亦是人民很喜食的，甚至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掘出的战国古墓内，亦常有鲫鱼遗骨。在歌赋诗等文学作品内，常提到有鱼类。例如，晋成公绥《大河赋》有 “鳣(鲟、鳇)、鲤、王鲔(大的白鲟)春暮来游”之句; 张华《博物志》称“河阴(位今孟津与荥阳间)岫(山洞)穴，出鲔鱼焉” ; 洛阳有民谣“河鲤洛鲂贵于牛羊” 。大鳞突吻鱼古名嘉鱼、丙穴鱼、[鱼未]鱼。唐杜甫有诗“鱼知丙穴由来美” 。 明李时珍称： “嘉鱼， 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呼为[鱼未]鱼， 言味美也。 ”李时珍还称“鳣出江淮黄河辽海深处， 三月逆水而生”等。 上述例子均可证明古时黄河鱼类资源丰富。 可能是近百年黄河流域战乱频繁，人口增多、植物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渔业凋敝，使人常有这样的印象，即黄河流域没有什么渔业。而据苏联尼科尔斯基(1956)在《黑龙江流域鱼类》引用拉斯(1948)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料称，黄河长4 100 km(原文数据; 下同)，每千米平均捕鱼67 kg; 长江5 200 km，每千米192 kg。 2.黄河流域现代渔业概况 现在实际情况是，黄河上、中、下游均有一定的渔业。例如，上游青海省扎陵湖水面约526 km²、鄂陵湖水面约610 km²;虽然海拔高逾4 200 m，每年冰封5个多月，这里仍盛产扁咽齿鱼、花斑裸鲤、黄河裸裂尻鱼、骨唇黄河鱼及似鲇高原鳅等，据估计可年产鱼2 500 t(朱松泉等，1984)。中游河套地区水流较缓，湖塘较多; 尤其在内蒙古磴口与五加河(乌加河)间，河渠甚多，常变动，其东南角的乌梁素海为一沼泽性湖区，约始于1930年，最大时达120万亩。据1957年乌梁素海管理局实测水面为60万～70万亩，约70%水深仅1 m，仅少数地区最深达5～6 m，大部为0.5 m以内的苇蒲区。湖北边较高，有许多渠道自五加河注入湖内; 南面较低。有总排水渠通黄河; 黄河涨时河水入湖，平时河水入黄河。这里年产鱼量最高达4 300 t。这里是黄河中游鲤、鲫、鲇等良好的产卵场。包头南的南海子等为黄河的旧河道，水面约900亩，亦是鲤、鲫、鲇等的生长场所。下游在汾渭盆地有许多湖洼，如晋南永济市的伍姓湖(水面约40 000亩)及解州的硝池; 关中眉县到潼关都有很多坑塘，都是鲤、鲫、鲇等的良好生存场所; 龙门以下大河道内尚是红鲌、赤眼鳟、鲢、鳙、黄鲿鱼等的产地。到河南、山东湖塘更多，但因出晋豫峡谷后地势平坦，泥沙沉积严重，河床高于岸外，故仅在鲁西有东平湖及运河与之相通。东平湖湖面25万亩，1956年产鲤99.5万斤，产红鳍鲌32.3万斤; 1957产鲤90.7万斤，产红鳍鲌25.8万斤。在山东省黄河流域淡水鱼产量4 566 t(养殖占1 388 t; 捕捞3 178 t) (山东淡水水产所，1984)。如果加上刘家峡水库、青铜峡水库、宁夏永宁等、包头、潼关、硝池等处的捕捞量，黄河流域年产鱼量当不低于1万吨。(养殖产量未计算在内。) 近60多年黄河流域修建许多小库，增加了鱼类的生活环境，对渔业很有利。但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河下游因水土流失严重、山地造田、旱田改稻田和湖洼排水造田等农业政策的失策，黄河水量日枯，使自然水面减缩很多。古时著名的过河口性洄游鱼类如鲟、鳇、白鲟已近绝迹;凤尾鱼产量亦锐减。例如，东平湖60年代产100多万斤，现解放闸淤田，湖面减少，1983年仅捕62万斤。广大地区地表水位下降，许多小湖塘已变干，如有数千年的百泉湖已无水，著名的济南趵突泉已成污水沟，鱼类资源下降严重。 3.黄河流域发展渔业、水产的最近途径及展望 1976年以后，国家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显著好转，社会上对鱼类的需求势必日增。如何增殖黄河流域的鱼类资源，发展养鱼业，尽可能快地促进鱼类产量，已是当前重要的新工作。建议黄河流域的科研渔业等有关机构，应考虑加强以下诸方面的研究，以改善天然水域，促进鱼类生长、生殖。 (1)彻底改变山地造田的错误政策，改为山区发展林、牧、果(树)、副(如养蜜蜂、采种茶材等)等事业; 大力提倡植树造林，沙漠种草; 坚持水土保持工作，既可减轻河水泥沙含量所造成大量鱼类等水产动物的死亡，使河水适于生存，又可减轻黄河下游洪水暴涨、暴落。 (2)缩小水源不足的新水田。 (3)低洼地区提倡农、牧、渔、副综合改造利用。在广阔的盐碱洼地，可试验就自然地势将洼地挖深蓄水养鱼，并将挖出之土培高无水低地以种田、植林、种果树、养畜等。即可调剂洪水减轻暴涨，又可防旱，以利种粮、林、果等及养畜等。这方面的生产潜力——尤其在豫鲁平原，前途无量。外国人(如荷兰)能围海造田，我们无疑也能有效地利用现在人烟稀少或几乎无人的黄、淮、海盐碱沼泽荒地。 (4)建设大的拦河堤时，应考虑防止损害鱼类资源(如鲚鱼等)。这在山东河口附近尤其应注意。 (5)严禁工业污水损害鱼类资源。 (6)黄河中上游气候及水温较低，那里当地的鱼类种类较少。建议可考虑往甘、青移殖北极茴鱼、细鳞鲑、秦岭细鳞鲑、虹鲑等冷水性山麓鱼类，往鄂陵湖、刘家峡水库等移殖乌苏里白鲑等冷水性平原鱼类; 往兰州及河套移殖高华雅罗鱼、湖拟鲤、白甲鱼、突吻鱼、裸腹鲟、东方真鳊等，往甘肃天水以上的渭河上游移殖白甲鱼、虹鲑等，改变近50多年来一贯放养鲢、鳙、青、草等暖温带平原鱼类的习惯。 (7) 自浙闽等海口往鲁西及以上地区放流河口性鱼类; 自山东海口附近往鲁西及以上放流毛钳蟹等。 (8)在中上游进行虹鲑及鲤等流水集约投饵养殖; 在下游试行流水养殖鲤及草鱼等。利用温泉水、工厂循环温水养殖尼罗河丽鲷及福寿鱼等热带鱼类。 (9)充分保护利用下游三门峡水库及豫鲁水库、河道内枯水时的鲤、鲫等鱼苗、鱼种。三门峡水库及豫鲁在枯水时有大量鱼苗、鱼种死亡及被捕食，这是一很大损失。应有计划地研究试行捕养、捕养后放流。 (10)在水库、河道等大水体试行以网箱养殖虹鲑(在中、上游)及鲤等(在下游)。 (11)有计划地建立人工鱼饵加工厂。今后应逐渐向科学高产养优质鱼方面发展。不同时期，不同种类，不同大小的鱼类，其饵料成分及大小应不同。 深信依靠民主、依靠科学，黄河流域的渔业和水产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