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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nacular Movement
简介
五四时期展开的文体革新运动。在封建时代，文言文占据统治地位，白话文不登大雅之堂。一直到19世纪末，这种情况才开始有了变化。主张“诗界革命” 的黄遵宪早在1868年就提出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 中第一次明确提出 “崇白话而废文言” 的主张，并于1898年创办 《无锡白话报》。由那时起，各地白话报风起云涌，相继刊行的有数10种。此外，也刊行了一些白话文教科书，用白话创作、翻译的文学作品及其他读物。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白话文还未能取代文言文的地位。
民国的建立，帝制的废除，带来了新的思想解放。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文体的改革，于是有了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和标志。它既是一场文学革命，又是汉语书面语的一次重大的变革。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是这场革命的中坚。1916年10月 《新青年》 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信，提出作为文学革命写作要点的“八事”：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 胡适的主张得到了陈独秀的有力支持。在1917年1月出版的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胡适发表了 《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 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打起“文学革命” 的大旗，首倡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包含三个方面的改革： 一、形式改革，从“文言” 到 “白话”。二、内容改革，“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三、观点改革，“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三纲五常，要求自由平常”。他们的文章在教育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继之而起的有钱玄同、刘半农。钱玄同提出 “言文一致”，主张 “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 (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刘半农作《我之文学改良观》 提出 “言文合一”。
1918年1月，《新青年》 全部改用白话文，鲁迅在1918年5月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突破。陈独秀、李大钊于1918年12月创办《每周评论》，傅斯年、罗家伦于1919年1月创办《新潮》，以及北京的 《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都是宣传、实践白话文的重要阵地。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白话文运动注入了活力。在1919年，全国所出的白话报不下400种之多，白话文学作品和其他著述也大量涌现。以白话为工具的书面语，越来越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白话文运动获得初步成功。
当时反对白话文的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林纾，他曾翻译外国小说170多种，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翻译完全用文言，不用白话。1919年3月，他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后来又发表 《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提出古文高于白话，不知古文就不能写白话等论点，以林纾为代表的对白话文的攻击并不能阻挡文学革命的发展。
五四时期的文体改革，白话文战胜了文言文，但是白话文在实践上并没有达到言文一致的要求。当时的白话文主要停留在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能和广大民众相结合。从文体说，它不同于文言文，可是夹杂许多文言成分，形成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此外，还夹杂不少方言成分和外语成分，这说明白话文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建设才能成为规范的书面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