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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ology in Archaic Chinese,Studies of
简介
上古音的研究在传统音韵学中称为“古音学”，清代已取得了辉煌成就。进入20世纪以后，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收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成果，从而步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以《诗经》 为代表的先秦语音一直是古音学的重心。清儒划分韵部历时200年才达到比较圆满的结果，即王念孙、江有诰所分出的22部。这一结果曾被王国维视为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20世纪初，章炳麟、王力又各有重要发现，使古韵分部更臻完善。章炳麟从脂部分出一个队部，定为23部。章的学生黄侃以这23部为基础，重新运用戴震的阴、阳、人三分方法，把收-k的入声韵划出，定古韵为28部。王力在1937年发表《上古韵部系统研究》，把清人的脂部分为脂、微两部，这一结论以后被普遍接受。王力早年定古韵为23部，50年代以后分《诗经》 时代古韵为29部 (并冬部于侵部)，战国时代为30部，(冬、侵分立)。后来也有的学者主张分部更多，如罗常培、周祖谟分31部 (从月部分出祭部)，还有人创议分为36部或33部，但学术界较通行的是王力30部。 董同龢、 李方桂等人的著作在形式上仍以清人22部为纲，实际上把入声韵类与阴声韵类分别构拟，应看作30多个韵部。
古音音值的构拟是20世纪汉语音韵学的重大进步。上古音的构拟是从20年代开始的。1923年汪荣宝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 一文，以佛经里的音译词、日译吴音和汉音为证，推论唐宋以前“歌”、“戈”韵的韵母为a，魏晋以前“鱼” “虞” “模” 的韵母为a。汪氏的文章激起了一场辩论，辩论的客观效果是了解到音值构拟的可能性与译音对勘方法的重要性，促成了音韵学研究的转轨。差不多与此同时，瑞典学者高本汉(B. Karlgren) 开始用“内部拟测法” 构拟上古音的音值。高氏先后发表过《中日汉字分析字典》(1923)、《诗经研究》(1932)、《汉语词族》(1933)、《汉文典》(1940)等，以他已经构拟出的中古《切韵》 音值为根据，推测《诗经》 韵部系统的读音。中国学者林语堂、李方桂、钱玄同继之而起，在上古音构拟方面发表了重要论著。林语堂对高本汉所构拟的阴声韵部浊塞音韵尾提出质疑; 李方桂认为同一韵部应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反对高本汉为一个韵部构拟出几个不同的主要元音; 钱玄同的 《古韵廿八部之假定》(1934) 为黄侃的上古28部拟测音值，每一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阴声韵部构拟成没有辅音韵尾的开音节，在高本汉的体系之外别立一家。到40年代，出现了另两部构拟上古音的重要著作， 一是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 (1944)，一是陆志韦的《古音说略》 (1947)。两书分别对高本汉的拟音有所批评修正，但构拟结果仍保留高氏的特色：同一韵部有不同的主要元音，阴声韵有浊塞音韵尾-b、-d、-g、-r等。
50年代出版的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系统地对上古音进行构拟，特点是更重视构拟的音值要合乎自然语言的常规，批评高本汉拟音的主观性; 以“阴阳对转” 解释阴声韵与入声韵的关系，而不为阴声韵拟测浊塞音韵尾; 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王力在1964年发表《先秦古韵拟测问题》，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70年代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在海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其韵母系统的特点在于主要元音简单，有圆唇舌根音韵尾，二等韵母有r介音。这种构拟包含了外国学者如日本的 赖 惟 勤、俄 国 的 雅 洪 托 夫(C. E.Яхонтов) 等人的观点。
80年代以后的上古韵母构拟仍然十分活跃，不断有新颖观点出现。王力的《汉语语音史》对主元音的构拟又有所修订。喻世长、严学宭、黄典诚、郑张尚芳等各有独自的见解， 香港的余廼永、 美国的白一平(W. H.Baxter) 分别发表过专著。
上古声母的研究也包括“音类” 和 “音值” 两方面。章炳麟定21纽，倡“娘日归泥”说; 黄侃定19纽。这是本世纪早期上古声母的研究成果。20年代曾运乾发表《喻母古读考》，认为宋人36字母中的喻母有两个来源，三等字上古与匣母同类，四等字上古与定母同类，“喻三归匣” 说基本成为定论。高本汉全面运用谐声系统决定声母类别，发挥了上古有复辅音声母的观点。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 更重视方言分音词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参证作用。董同龢为上古构拟了清鼻音声母，陆志韦运用统计学方法考察谐声系统，他们扩大了研究思路，增加了研究方法。
60年代，苏联的雅洪托夫、加拿大的蒲立本 (E.G.Dulleyblank) 都为上古声母构拟了塞音或鼻音前有 [s] 前缀之类的复辅音，这种构拟后来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80年代以后，上古声母的构拟仍然是百家争鸣。大的分歧在于有没有复辅音，肯定上古有复辅音者渐居主流。喻世长总结了较详尽的谐声规律，构拟了67个上古声母，既有单纯声母，也有复辅音声母。严学宭的拟音最复杂，有二合复辅音、三合复辅音、四合复辅音，数量多达200余个，还没有为人普遍接受。
关于上古声调体系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意见。一个问题是上古是否也有四个调类。主张有四个调类的占多数，持不同意见的一派有人说上古本无声调，有人说上古只有平、入两个声调 (如黄侃)，有人说上古有五个声调 (如王国维)，有人说上古有六个声调 (如黄典诚)。另一个问题是上古四声属何种语音性质。有人把上古四声等同于中古四声，即平、上、去是音高的区别，入声则以塞音韵尾区别于其他三声; 王力赞成清人段玉裁的 “古无去声说”，认为中古入声来自上古的短入声，中古去声来自上古的长入声，即“去声归入”; 虽然也与平、上共同构成四个类别，但语音性质不同于中古四声。此外，还有人探讨声调起源，以为去声由带-s后缀的音节变来， 上声由带-
后缀的音节变来。
两汉音系属上古汉语的后期，研究这一阶段汉语语音的重要著作是罗常培、周祖谟合著的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第一分册(1958)，该书全面考察两汉诗文用韵，总结出27个韵部，并对方音问题和个别用韵现象加以分辨。后来王显、邵荣芬在80年代发表文章，对罗、周的某些观点加以订正。近几10年来出土的汉代竹简和帛书中的语音资料受到足够重视，周祖谟等人曾著文探讨。专书有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系研究》，对通假字和异文进行穷尽性统计分析，其结论颇有坚实基础。此外有人利用 《说文》、《释名》、《方言》 及经师注音分析两汉音系，如美国柯蔚南 (W.South Coblin)等，但此类材料情况复杂，处理起来并不容易。
远古汉语和原始汉语的研究尚附属于古音学。商代语音资料缺乏，管燮初、郭锡良等利用甲骨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各家结论相互牴牾， 可信度不够。 原始汉语语音的研究分两条途径，一条是把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结合于构拟出的先秦音系，再往前追溯，如邢公畹、严学宭、龚煌城以及美国的包拟古(N.C.Bodman)，其中有人所称的“上古汉语音韵” 其实应归之于原始汉语;另一条是从构拟出的先秦音系中寻找 “空档”，以内部拟测法上溯原始汉语，并结合中古汉语的方音比较来下结论，如美国的张琨。两条途径各有千秋，但可靠的成果也许等以后才可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