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分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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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taxonomy

简介

动物分类学是生物分类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识别动物种类、研究动物系统的科学。本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真核多细胞生物中从多孔动物门(Porifera)到高等脊索动物门 (Chordata) 全部 35 门后生动物(Metazoans)。在这些门类中，因节肢动物门中的昆虫种类特别多，已发展成单独的次一级分类学学科——昆虫分类学。由于无脊椎动物学和昆虫学另有专题介绍，故本条目仅简略叙之。

分类是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远在原始时代，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就 必须要辨别周围的事物，必须对动植物之可吃与不可吃 (作为食物)、有用与无用 (治病)、有害与无害(御敌)等进行必要的认识，才能生活下去。因而对动植物的分类识别并给以一定名称，在人类早期就已开始。在我国古代，已有不少有关动物的记载，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甲骨文里，可以找到马、牛、羊、猪、犬、鸟、雉、雀、燕、鸡、兽等动物名称的雏形。最早的古籍记载见于《诗经》(公元前11世纪，距今约3 000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歌谣集，在现今留下的8卷300余首诗歌中，其中提到动物的就有120余次，诸如虫、蝉、龟、蛇、鸠、鸡、鹤、鹳、燕、鸳鸯、黄鸟 (黄鹂)、兽、鼠、虎、豹以及鸟黍同穴等。在战国《礼经》的《周礼》一书中(约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把生物分成动物和植物两类，而动物又细分为毛物、羽物、鳞物、介物和臝物等，已很接近现今的兽、鸟、鱼、两栖爬行和蠕形动物; 在秦汉时期(约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相当于欧洲的罗马统治时代)的《尔雅》犹如一本各种词汇的词典，其中把动物分为虫、鱼、鸟、兽4类，在释鸟部和释兽部中，记录有鸟类79条，兽类61条，甚至有“二足而羽谓之鸟，四足而毛谓之兽”之鸟兽定义。这个分类比林奈的六纲动物系统 (Linnaeus，1758) 只少了两个纲(两栖纲和蠕虫纲)，但时代却早了近两千年;此后，在历代“农书” (家畜，家禽)、医学“本草”、“雅学”和“谱、志” 中记录更多，明朝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记录有虫部四卷100余条(除蟾蜍、蛤蟆、蛙和蝌蚪等外，大部分为无脊椎动物);鳞部两卷69条(多数为鱼类和海洋无脊椎动物);介部两卷，多数为龟、鳖类和软体动物; 禽部三卷，列有鸟类77种和一些兽类如伏翼、鼯鼠(寒号虫)等;兽部两卷近60条，涉及的兽类有近百种。这是集我国历代古籍之大全，在虫、鳞、介、禽、兽5部中，列出动物约400种，并对这些动物的形态、习性和分布略有记述，比林奈的 《自然系统》 第10版(1758) 还早160年。

中国学者仅在20世纪20年代初才开始我国动物分类学的研究：1922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5年，中国博物协会在北京成立并出版了《北京博物学杂志》(Peking Natural History Bulletin);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创建国立自然博物馆，同年尚志学会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集资在北京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构;1929年，国立北平研究院设立动物研究所;1934年成立中国动物学会;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生物研究机构建立。1921年后，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开始设立生物学系，开设普通动物学课程，培养生物学人才。一批动物学分支学科的先驱者陆续开展了我国部分地区动物区系和资源的调查研究。如在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方面，杨钟健、裴文中在1926～1937年间先后发表了许多兽类的化石新种和新材料;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奠定了北京猿人在科学上的基础而闻名于世。

我国近代动物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是秉志，他是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第一任所长，最早发表有关昆虫和浙江沿海、长江中下游无脊椎动物的区系调查报告。此后，作为他的学生或后继者，在20世纪30～4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我国动物学分支学科的学者和奠基人，其中大部分从事动物分类学研究。20年代末，中国科学家开始了我国海洋生物的分类研究，并取得了杰出的成绩，研究较多的是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其次是甲壳动物和软体动物。30年代沈嘉瑞发表了一系列蟹类及其他甲壳类的论文。寄生虫分类有唐仲璋、陈心陶、江静波、钟惠澜和孔繁瑶等做出了贡献，唐仲璋自1939年开始发表寄生虫学研究论文，1945年创建我国第一个寄生动物研究室。陈义1931年首次发表蚯蚓论文，对多毛类、星虫和缢虫进行了研究，成为我国环节动物分类研究的开拓者。喻兆琦研究了海水和淡水的虾类，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张玺开拓了软体动物后鳃类和双壳类的研究。张凤瀛研究了棘皮动物。昆虫学家刘崇乐、蔡邦华、陈世骧、柳支英、萧采瑜、蒲蛰龙、周尧等，鱼类学家张春霖、朱元鼎、伍献文、方炳文、成庆泰、陈兼善，两栖动物学家刘承钊、张孟闻、丁汉波、胡淑琴、伍律，鸟类学家郑作新、常麟定、任国荣、傅桐生、周本湘等都成为我国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研究的开拓者。动物学家寿振黄，先开始研究鱼类、两栖类，后在秉志建议下，改研究鸟类分类，1936年发表专著《河北鸟类志》，是我国学者的第一部地方鸟类志，后来又转研兽类，成为我国兽类分类学的主要奠基人。石声汉、彭鸿绶、黄文几等都是解放前我国兽类分类研究的先驱。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影响，国内动物分类学的许多研究在1940～1955年间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1955年后至今的半个世纪，我国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 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委有计划地组织了多次大规模、多学科、长时期的动物综合考察，内容多以分类区系为主，涉及大部分脊椎动物、昆虫和海洋无脊椎动物，地域遍及大江南北、万里海疆。较大规模的考察有1953～1957年的黄、渤海鱼类调查、东北兽类考察，1955年与前苏联合作的云南南部生物资源考察，1957～1960年的川西、滇北南水北调综合考察，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和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1958～1960年的新疆动物考察，1973～1980年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1980～1984年的青藏高原—横断山区科学考察，以及80年代后期的西南武陵山地区生物资源考察、青海可可西里科学考察、全国滩涂资源调查、海岛调查、国际海洋联合考察以及南沙群岛及其周围海区的海洋综合科学考察等。通过这些考察，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数百万号标本，填补了无脊椎动物研究中的许多空白门类，如轮虫、多毛类、桡足类、蛛形类、伪蝎类、多足类和土壤动物等。这些标本和资料分别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上海昆虫研究所、成都生物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以及一些大专院校和有关产业部门的科研院所。标本总量远远超过1950年以前外国人从我国掠走的所有标本数。这为我国近代动物分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培养和组建了一支动物分类学的人才和队伍：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一大批年轻的动物分类学者在老一辈分类学家的培养下脱颖而出。他们通过多次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和研究迅速成长起来，发表了许多分类区系的研究报告，成为我国近代动物分类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除前述的老一辈动物分类学家外，在昆虫方面有朱弘复、张广学、陆宝麟、杨集昆、尹文英、郑哲民、郑乐怡、印象初、范滋德、邓国藩等，鱼类方面有孟庆闻、伍汉霖、曹文宣、陈宜瑜、乐佩琦、褚新洛、郑葆珊、李思忠、郑慈英、武云飞等，两栖爬行类方面有赵尔宓、杨抚华、费梁、叶昌媛、江耀明、黄美华、周开亚、赵肯堂、李德俊、杨大同等，鸟类方面有钱燕文、郑宝赉、谭耀匡、冼耀华、陈服官、闵芝兰、王岐山、马逸清、李德浩、彭燕章、杨岚、李桂垣、宋榆钧、关贯勋、赵正阶、许维枢等，兽类方面有汪松、高耀亭、王宗祎、冯祚建、罗泽珣、李致祥、王应祥、吴德林、郑昌琳、王廷正、徐龙辉、吴家炎、王丕烈、陈鸿嘉、陈兼善等。有些学者 (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学者)如陈服官、闵芝兰、王岐山、马逸清、陈兼善、周开亚、赵肯堂等，不仅局限于研究某一个类群，而是在鸟类、兽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鱼类等诸多方面的分类研究都有建树。

3. 出版了大批考察报告、论文和专著，如： 《中国蚯蚓》 (1956)、《中国热带土壤动物》 (1992);《西南武陵山地区无脊椎动物》(1997); 《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昆虫》(1996); 《西南武陵山地区昆虫》 (1998);《中国蝶类志》 (1994);《西藏综合考察论文集》 (1964); 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 (已出版的有西藏的昆虫、水生无脊椎动物、鸟类、哺乳类、鱼类、两栖爬行动物等卷册，1981～1987); 青藏高原横断山区科学考察丛书(已出版的有横断山区昆虫、鸟类、两栖爬行动物、鱼类、古生物，1992～1998); 《台湾脊椎动物志》 (1956);《中国鲤科鱼类志》(上，1964; 下，1977); 《中国无尾两栖类》(1961);《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第一册，1955;第二册，1958;第二版，1976); 《秦岭鸟类志》 (1973);《中国鸟类区系纲要》 (1987);《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名录大全》 (1994);《东北兽类调查报告》 (1958);《西藏哺乳类》(1986);《新疆北部地区啮齿动物的分类和分布》 (1987);《中国鹿类动物》 (1992); 《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1960～1961);《青海可可西里地区生物与人体高山生理》(1996)。

一个国家动物分类专著和动物志的编著和出版往往代表着这个国家动物分类研究的水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把《中国动物志》的编著和出版列为“八五”、“九五”的重大项目加以资助，截至2000年4月为止，已出版兽纲2卷、鸟纲10卷、爬行纲3卷、鱼纲3卷、昆虫纲15卷、甲壳纲3卷、蛛形纲3卷、腹足纲3卷、双壳纲2卷以及多毛纲、蛭纲、头足纲、海参纲、吸虫纲、肉足虫纲、粘孢子纲、珊瑚虫纲、原尾虫纲各1卷和中国经济昆虫志55卷。其中爬行纲3卷、软体动物3卷已经出齐，鸟纲14卷已出版10卷。“九五”期间(1998～2002)将再编写60卷《中国动物志》。

通过大量的考察、修订和增补，在世界现今35门动物中，我国已记载有29门。各门动物的种数都有很大的增长，但研究得比较深入、种数增长最多的是昆虫和脊索动物门的脊椎动物亚门(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如：《中国动物志·昆虫纲·蚤目》(柳支英主编，1986)记述了452种(亚种)蚤类，比解放前(70种、亚种) 增加了5倍，其中在解放后记述的有13个新属(亚属)、100余个新种(亚种)。1949年以来，我国共记载昆虫新种10 500余个，近10年来每年约有500个新种发表，现今我国已知的昆虫种数已超过5.1万种，约占世界昆虫已知种总数的5.5%;鱼类从解放前的2 000多种增至3 860余种，已占世界种总数的17.53%;近十年来，我国两栖爬行动物的新种发现率占10%，现已有两栖类284种，约占世界种总数的7.08%，爬行类376种，约占世界种总数的5.97%;中国鸟类的种数已从解放初期的1 099种增加到1999年的1 255种;中国哺乳类在1955年以前仅记载314种，现今已达610种，其种数几乎翻了一倍，已占世界种总数的13.17%，种数之多为世界第一。

一般认为，哺乳类和鸟类在世界上所有动物中，其分类和系统被认为是研究得最清楚、最透彻的类群。鸟类要发现新亚种已属不易，哺乳类要发现新种(特别是大中型哺乳类)和新属更难。但60年代以来，在我国西南部和邻近我国西南部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有许多新的哺乳类新种甚至新属、新科被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大中型哺乳类)。60年代初，在紧靠云南西北部的缅甸北部发现了赤斑羚(Nemorhaedus cranbrook);1974年在泰国发现一翼手目的新科——凹脸蝠科(Craseonycteridae);80年代至90年代，在四川、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发现了许多啮齿类的新属和新种，特别是在高黎贡山、越南和老挝发现了一些大中型兽类的新种、新属，如新种贡山麂 (Muntiacus gongshanensis)、黑麝 (Moschus fuscus) 和新属种剑角牛( Pseudorx nghetinhensis )、大 麂(Megamuntiacus vuquangensis)，可能还有新的麂类、灵猫类和啮齿类新属种将被记述。这一切被国际上认为是20世纪以来兽类分类学的重大发现。同时，不少西方学者对世界哺乳类的许多种、属以至科、目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如亚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分化极其复杂的大鼠属(Rattus)被分离成7个独立属。1992年出版的第二版Mammal Species of theWorld (Wilson，D. E. & Reeder，D. M.Eds.)对全世界哺乳类种数的记录已为4 629种，比1982年的第一版 (Honacki et al.Eds.)的4 176种，增加了11.0%;近10年，又有10余个新种被发现和描记。国内学者自60年代以来亦发现和描记了一些新属、种，在许多边疆省区报道了哺乳类的属、种或亚种的新记录。至1999年为止，已描述和报道了2个新属，17个新种，80余个新亚种，有65个种和50多个亚种为国内新记录。《中国动物志·兽纲 (第八卷) ·食肉目》、《兽纲(第六卷)啮齿目·仓鼠科》和许多省区的兽类志、经济动物志、资源动物志和啮齿动物志的出版说明我国现代哺乳类分类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鸟类在解放后种数的变化也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60年代以来，对我国鸟类做了大量的修订，发现和描记了12个新亚种。郑作新在《中国鸟类分布目录》 (1955)中仅列出1 099种，1976年的修订版为1 166种，1987年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为1 186种，1994年的《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大全》增至1 244种。最近5年又有所增加，已达1 255种。

海洋动物在中国海域已记录了2万余种生物，其中涉及的动物有24个门，种数最多的为节肢动物门、脊索动物门和软体动物门，每门动物的种数都超过2 500种。浮游甲壳类的种类和数量在海洋动物中占有优势，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对浮游甲壳类开展了很多研究，不仅掌握了中国的种类，发表了《中国海洋浮游桡足类》 (1965)，同时对其区系和动物地理研究亦有深入了解 (沈嘉瑞、郑重、刘瑞玉、陈清潮等)。浮游胶体动物是海洋动物中的一类特殊类群，它包括腔肠动物的几个目、栉水母动物以及尾索动物中的被囊类，我国学者对在中国海区的这些种类和区系也做过不少研究 (高尚武、胡靖泼、陈清潮等)。翼足类和异足类是软体浮游动物，在中国近海共记录55种(张福绥)，浮蚕有37种(新种2个)(沈寿彭)。海洋底栖动物类群繁多，其中许多类群是重要海产品或在环境生物学和污染物质迁移转化中起重要作用。海绵属于低等双胚层动物，现已鉴定中国海有106种(新种11个) (李锦和); 珊瑚类特别是造礁石珊瑚的物种在我国海域中非常丰富，约有400多种 (邹仁林、周近明、李楚璞); 多毛类是海洋底栖动物的另一重要类群，是经济鱼类的饵料和环境污染的指示生物，早在1957年中苏联合考察时就开展过渤海多毛类的分类研究，而在南海至今已发表了870多种(新种53个)(吴宝玲、陈木、沈寿彭等);软体动物是海洋底栖动物中最庞大的类群之一，是我国海产品的重要支柱，已报道种类近2 500多种，开展的养殖种类遍布南北海区，在中国海的分类区系是中国科学院在海洋生物分类区系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张玺、齐钟彦、李浩民、马同、张福绥、徐凤山等);甲壳类是海洋底栖动物的又一优势类群，其中许多种类是重要渔业资源或养殖对象，现已鉴定小眼端足类138种 (新种13个) (仁先秋、沈嘉瑞、张汉权)，糠虾79种(新种13个)(王绍武、刘瑞玉、沈嘉瑞);十足类(对虾等)的产量丰富而且经济价值高，现已鉴定出391种(新种13个)(刘瑞玉、王永良等);短尾类方面早已出版了《中国海洋蟹类》，记录有728种(新种86个)(沈嘉瑞、戴爱云、陈惠莲等);苔藓虫现已鉴定490种(新种88个)(刘锡兴);棘皮动物是较大型的底栖海洋动物，其中有海参、海胆、海星，50年代出版了《广东的海胆类》，60年代出版了《中国经济动物志》和《中国动物图谱》的棘皮动物部分，80年代全面报道了西沙群岛的棘皮动物，我国现已鉴定460种 (新种21个)。在亚太地区，这些研究一直居领先地位。其他海洋动物的综合性专著尚有《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综合调查研究报告》 (1989)、《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海洋生物研究论文集》 (1991)、《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1994)、《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生物多样性研究》(1994)等。海洋脊椎动物包括鱼类、鸟类、爬行类和哺乳类。现发现海洋鱼类约1.2万种，中国海洋鱼类2 000余种(陈清潮)。早在50～60年代，已出版有《黄渤海鱼类调查报告》 (1955)、《南海鱼类志》 (1962)、《中国软骨鱼类志》 (1960)、《东海鱼类志》(1963)，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鱼类系统检索》一书中，共编入中国海、淡水鱼类2 831种，其中圆口纲4种，硬骨鱼类2 665种(新种131种)。90年代以来，许多海洋鱼类著作相继出版，如《中国海洋鱼类原色图谱Ⅰ 、Ⅱ》(1992)、《珊瑚礁鱼类》(1994)、《南沙群岛及热带观赏鱼》(1994)、《南海深海鱼类》(1996)、《南沙群岛至华南沿岸的鱼类Ⅰ》(1997)，大大丰富了我国海区海洋鱼类分类区系的研究，现今我国有海洋鱼类约2 000余种 (成庆泰、郑葆珊、张春霖、王存信、田明试、王可铃、徐恭昭、郑文莲、陈清潮等)。我国海洋爬行类种类不多，仅有海龟科和棱皮龟科5种(赵尔宓)。对我国的海区鸟类，郑作新的《中国鸟类分布目录》有详尽的记载。对中国海区的哺乳动物也有许多研究 (黄文几、王丕烈、陈鸿嘉、周开亚、陈万青)，出版了 《台湾鲸类之研究》 (1976)、《中国海兽图谱》 (1997) 等专著，现今我国水生哺乳类计有67种，除淡水生活的江豚和白鳍豚外，其余均为海洋哺乳动物。

上述工作不仅查清了我国许多地区的动物门类的资源家底，对过去的种类或类群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发现了许多新类群 (新亚种、新种、新属甚至新科) 和新记录，大大丰富了我国动物的物种多样性，而且对一些动物的系统分类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昆虫分类学家尹文英自1963年以来，发表和建立了有关原尾虫的一些新科、新属和新种，通过对原尾虫精子和感觉器官亚显微结构的比较研究，将原尾目从昆虫纲下的一个目级地位提升为与昆虫纲相并列的原尾纲。她又在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我国土壤动物许多类群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这些类群的分类学资料，而且积累了它们的生态和生物习性知识，使我国土壤动物的研究由几乎空白迅速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印象初以青藏高原的蝗虫为基础，对蝗虫的分类系统从亚科开始进行了新的编排，建立了蝗虫的一个新分类系统。伍献文等于1981年建立了鲤形目鱼类的系统发育关系。周开亚等于1987年从淡水鲸类骨骼的比较研究中提出白鳍豚应独立成一个新科。这些分类观点都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

4.动物分类学不仅要识别物种、应用动物分类的原理和方法定名，而且要阐明动物物种间的类缘关系和分类系统，进而从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研究动物的起源、演化、分布及进化的可能过程与趋向，阐明动物系统发育的过程及其规律。所以动物分类学又称之为动物系统学。我国的动物分类学不仅在现生动物的区系考察、类群的分类鉴定、动物志的编著等方面有长足的进展，而且在某些动物功能形态的分化、动物的起源与演化、系统发育以及与地球环境变化的关系等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在古脊椎动物和古生物学领域：1984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侯先光在云南澄江帽天山北坡挖到了一块保存了软体而又奇特的寒武纪早期无脊椎动物——纳罗虫化石，以后的十多年来，相继在澄江帽天山先后出土了40多个动物门类、100余种动物的化石，其中不仅有大量的海绵动物、腔肠动物、腕足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早期的脊索动物——云南虫，而且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珍稀动物及形形色色难以归入任何已知动物门类的疑难化石。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寒武纪早期生物化石研究的空白，而且为人类研究地球古生代寒武纪早期生命大爆发及这个时期动物的功能形态、系统演化、生活习性、生态环境、埋藏条件和保存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这一发现告诉人们地球上由简单的三叶虫类演变成有40多个门类的澄江动物群仅仅经历了300万年的时间，在地球生物历史38亿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这短短的300万年内接二连三地冒出了那么多动物门类和新种，仿佛是生命的大爆炸。这一发现，让世界为之震惊。澄江古生物动物群也因此与澳大利亚埃迪尔动物群、加拿大布尔吉斯动物群并列为地球早期生命起源和演化实例的三大奇迹，被认为是20世纪古生物学的重大发现。1999年11月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合作，在英国 《自然》 杂志上又刊载了在云南滇池海口地区发现了寒武纪早期原始鱼类化石“海口鱼”和 “昆明鱼” 的相关论文，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它与澄江古生物动物群几乎处于同一时代 (约4.5亿年前的早寒武纪)。澄江古生物动物群的发现揭示了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初貌”，“海口鱼”和“昆明鱼”则更细致、深入地揭示了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全貌”，为动物学中关于脊椎动物及其重要器官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90年代中期以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鸟类学家侯连海与美国学者在辽宁西部发现了大批中生代晚侏罗世的鸟类化石——“孔子鸟”和早白垩世华夏鸟，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全部中生代鸟类化石标本的总和。对这一早期鸟类动物群的研究，首先提出了晚侏罗世是鸟类第一次大分异辐射的晚期; 在早期鸟类进化过程中，渐变与突变同时存在;支持鸟类飞行的树栖起源说;鸟类的祖先不是恐龙而是初龙类; 首先提出鸟类从爬行动物分化出来后不久就分为两大支系，而“孔子鸟”代表鸟类飞行进化的主流;将现生鸟类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至少6 000万年; 首次建立了鸟类飞行进化的完整系列模式。由于取得了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和极为丰富的化石资源，使我国逐渐成为世界鸟类起源、早期演化及现生鸟类起源的研究中心。在现生动物中，曹文宣和陈宜瑜等对青藏高原的特有鱼类——裂腹鱼类和高原鳅属(Triplophysa)鱼类的形状分化、起源和演化进行研究，发现以这些鱼类为主体组成的高原鱼类是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而出现，并随着高原的急剧抬升而特化，现有的裂腹鱼类存在着三个不同的特化等级，而且具有由高原边缘向高原腹地特化的分布格局，每一特化等级代表了青藏高原在隆起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高原鱼类的形成与演化是对青藏高原隆升事件的直接反映。从高原鱼类区系来源和演化论证了青藏高原的隆起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并且认为青藏高原的隆升和全球气候的变冷，在欧亚大陆共同促成了古北界、东洋界特有类群的分化，也促成了青藏高原区大范围特有类群的分化，进而提出了青藏高原区既不属于古北界，也不属于东洋界，在动物地理上应独立成与之并列的一个新界——青藏高原界。从鱼类区系来源的角度分析，还认为青藏高原界与东洋界有更近的亲缘关系。

5.分类学自林奈奠定它的基础以来，其分类原理和方法不断得以发展和更新。昆虫学家陈世骧于60年代至7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分类学若干理论和方法的论文，1977年出版《进化论与分类学》一书，提出物种变又不变与种间连续又间断的概念，认为变是物种发展的根据，不变是物种存在的根据;物种是真实存在的，是生物进化的单元，是生物系统线上的基本间断; 系统发育是变又不变的进化过程，进化论是生物分类的理论基础，分类学是生物进化的历史总结。

我国学者自80年代以来也陆续开展了脊椎动物 (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 和某些昆虫 (如果蝇) 的核型和带型细胞分类研究(施立明、陈宜峰、郭建民、刘瑞清、王宗仁、陈志平、张维道、吴鹤龄、卞小庄、李庆伟、李树深、吴贯夫、余先觉、周墩、昝瑞光、林发瑶等)，出版了《中国鸟类染色体图谱》、《中国灵长类染色体》、《哺乳动物染色体》、《鹿的核型与染色体进化》等专著。施立明等通过染色体核型的研究，甚至发现了高黎贡山的一种麂可能为新种(后经鉴定确系为新种贡山麂)，并对麂属动物的系统进化从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90年代后，一批年轻学者用分子生物学和细胞—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技术从蛋白质、核酸到DNA的基因序列对一些动物进行研究，如大熊猫、雪豹、麂、姬鼠、猕猴类、长臂猿、金丝猴、蜂猴、熊超科、鲢、鳙和草鱼及果蝇等，探讨它们的属种分化和系统演化，论证或解决了这些动物过去用宏观分类难于解决的一些难题(张亚平、宿宾、兰宏、王文、丁波、杨凤堂、陈永久、李思发等)。

我国动物分类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任重而道远。动物在生物系统中的错综复杂性和动物分类学任务的浩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下面的数字显示出来：据估计，地球上有300万～500万种生物(有人估计可能达1 000万～3 000万甚至上亿种)，但科学上所描述定名的却只有173.9万种左右，其中动物约137万种，占全部已知生物种类的78.78%。在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中，动物是最多的一个类群。在动物中，无脊椎动物132.5万种(昆虫约90余万种)，脊椎动物4万余种。在我国，如果按我国动物种数占全球种总数的1/10统计，估计我国的动物可能有30万～50万种，但已描述的仅约8万种，尚不足估计种数的1/5～1/4。也就是说还有70%以上的种类尚未被研究，特别是对海洋无脊椎动物和昆虫，已研究的类群多是一些有经济价值的类群，一些门类还无人问津。在昆虫1 000多个科中，我国学者仅涉及约200个科。即使是被认为研究得比较深入的脊椎动物亦很不够，如哺乳类，迄今尚无一本可供参考的全国物种分类名录和检索表，至今中国究竟有多少种众说不一，《中国动物志·哺乳纲》共九卷，迄今只出了两卷。如此复杂的动物世界，每个类群都有每个类群的特征，都有一定的认识它们的方法，要认识这些物种和类群是非常艰巨的，所以动物分类学的任务还非常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