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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66Ai Siqi
简介
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中国现代哲学家。1927至1931年间，曾两度留学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弃学回国。1932年在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1933年以 “艾思奇” 的笔名在《正路》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从此走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社任编辑。在这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相继撰写出版《大众哲学》(该书最早在《读书生活》杂志上以“哲学讲话” 的形式连载)、《怎样研究哲学》、《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著作，和郑易里合作翻译出版苏联哲学教科书《新哲学大纲》，并与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捍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10月到延安，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副总编辑等职。在延安期间，主持延安新哲学会的工作，主编大型理论刊物《中国文化》，编写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唯物史观》(与吴黎平合作)、《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 〈中国之命运〉 ——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有的放矢及其他》、《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胡适实用主义批判》、《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艾思奇的著作大多收入《艾思奇文集》 (2卷)。
艾思奇一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大众哲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三本有影响的著作分别代表着艾思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贡献。1935年出版的《大众哲学》，使艾思奇成为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的先驱、开拓者。《大众哲学》 的特点是结合大量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实例来阐述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和规律，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哲学，知道哲学离不开生活、生活中就有哲学，从而打破了哲学的神秘感，引起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哲学的兴趣，将他们引入哲学的大门。《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方面的成功，使其成为三四十年代脍炙人口的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对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许多人正是通过这本书了解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50年代初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的由艾思奇主讲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座及随后出版的数十万册《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同样是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又一成功实践，它所引发的新一轮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使历史唯物论的劳动观、群众观、阶级观、国家观具体而通俗地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对干新中国，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60年代初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建立后编写的第一本供全国高校、党校统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本书虽然是集体创作，但作为主编的艾思奇，对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包含着他的许多研究心得和体会。该书具有的文字简练、内容丰富稳定、注意哲学原理的具体化、方法化的优点，使它在出版后的几十年中一直魅力不减，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干部，通过阅读这本书学习到比较系统的、准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方面，艾思奇的贡献： 一是最早提出 “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概念。艾思奇在1938年4月发表的《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中，根据抗战的实际需要，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即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并且对前一阶段的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与现阶段要实行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论证说明; 二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明确的阐述。在《论中国的特殊性》 一文中，艾思奇指出： 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 三是从可能和需要两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中国化的内在机制做出说明： 首先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所谓一般的正确性是指马克思主义揭示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有“一般的”正确性，我们才有可能把它中国化，以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中国化，还在于中国自己本身有这种需要，中国本身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这个运动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和根源; 四是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作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两条原则性的意见，即 “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形式; 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的一系列论述，为毛泽东所肯定和吸收，并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 中作了更全面、更深刻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