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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ivision of One into Two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wo into One
简介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原本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哲学界发生的一场正常的学术讨论，但后来却演变成一场政治批判和政治迫害。“一分为二” 与 “合二而一”学术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如何去通俗地表述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同时涉及的问题有矛盾分类 (以斗争为主的矛盾和以同一为主的矛盾)、事物发展动力 (“分”是动力，还是“合”是动力)等。
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曾多次用“一分为二”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一分为二，这是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进入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谈到：“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哲学界的许多研究者也都认为毛泽东提出的 “一分为二”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 的。
1963年2月，杨献珍在给中央高级党校六一班学员讲《唯物主义引言》课时，第一次提出 “合二而一” 的概念。他说： 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1963年11月6日，他在给高级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讲《认识论》 时又说： “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1964年4月，他在给中央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一课时，向学员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学者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述，明确提出： 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他还说：“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当强调一个侧面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另一个侧面。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就是说，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事物本来是由矛盾的两个侧面构成的，两条腿走路，而只抓住一个侧面不放，用一条腿走路——这就是片面性。”中央高级党校教员艾恒武、林青山受杨献珍讲课内容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的文章，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首次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并阐发了 “合二而一” 的思想，这是“一分为二” 与 “合二而一” 问题公开讨论的起点。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认为： 事物都是“合二而一” 的，“合二而一”表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见明朝方以智的 《东西均》) 来表述的。由于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因此，在认识事物时要“一分为二”，在制定改造世界、处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时，又要“合二而一”，在对立面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把握对立面，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观点和方法。
1964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项晴写的题为《 “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 的文章。文章认为： 真正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不是“合二而一”，而是“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思想同对立统一规律是针锋相对的。同年6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潘庆斌写的题为《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矛盾规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与艾恒武、林青山、项晴同志商榷》一文认为，艾恒武、林青山、项晴的文章各有片面性和主观性，真正能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是“一分为二” 和“合二而一”的统一。只有把“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结合起来，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全貌。
这个时期的 “一分为二” 与 “合二而一” 的学术争论，除艾恒武、项晴、潘庆斌为代表的三种主要观点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看法。例如有人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是根本对立的，“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侧面，经过改造的“合二而一” 可以理解为矛盾的同一性的一个侧面——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因此，“合二而一”的思想不能被当作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而只能是被认作对“一分为二”作了片面的理解;也有人认为：“一分为二”极明确、极通俗地表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它本身是完满的、全面的，不需要用 “合二而一”来补充; 还有人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者是唯物辩证法，后者是形而上学，怎么也不能说成是一个意思。
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各不相同及不同看法之间的争论在学术界本是很正常的。然而从1964年7月起，由于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插手，使争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场正常的学术探索变成了无限上纲的政治批判。继而演变成无情的政治迫害。
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以王中、郭佩衡的名义发表了 《就“合二而一” 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文章不仅在报刊上首次公开点出了杨献珍的名字，而且在对杨献珍有关“合二而一”的讲话进行歪曲、篡改后，从政治上进行批判。文章说： 杨献珍同志的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是不符合的。主张“合二而一”岂不是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相互依赖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那不是要让资产阶级永远保存下去吗? 难道能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断发展、激化，以至于资产阶级的消灭，说成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 “合二而一”吗?如果我们按照杨献珍同志的说法去做，那就只能是把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正确和错误、优点和缺点都“联系在一起”，“求同存异”，而不去进行斗争，不去解决矛盾。王中、郭佩衡的文章是学术争论转变为政治批判的开始。同年8月14日，撒仁兴的文章《“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政治批判的调子更高。文章写道： 什么是杨献珍同志的 “合二而一”论呢? 其最基本之点，就是排斥了对立面的斗争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从而用对立面的调和来取消对立面的斗争，也就阉割了唯物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宣扬形而上学的矛盾调和论。“ 一分为二” 与“合二而一”的根本原则分歧，乃是承认事物的根本规律是 “一分为二” 还是 “合二而一”的根本原则分歧; 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分歧; 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同阶级调和论之间的分歧; 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分歧。因此，同“合二而一” 的斗争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1964年8月下旬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了《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 “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以更加严厉的措词给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定了基调，给“合二而一”定了性。文中说：杨献珍在党宣传“一分为二” 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大讲所谓 “合二而一” 论，是同党大唱对台戏，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是有意识地给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提供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论战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在这篇文章之后，报刊上再也见不到支持“合二而一”论的文章，几乎所有批判 “合二而一” 论的文章都在“合二而一”论与阶级调和论之间划上了等号，进行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这样的政治批判直到1965年5月才平息下来。
随着对“合二而一” 论政治批判的不断升级，政治迫害随之而来。杨献珍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的代理人”的帽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其他赞成和拥护“合二而一”论的人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政治迫害。“文革” 中，“合二而一” 论的问题再次被提起，成为杨献珍被投入监狱的罪状之一。“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到1979年理论战线进行拨乱反正，才得到重新评价。